中国古代家训中的某些德育思想探骊 ——兼论其对现代家庭建设的借鉴意义
朱明勋
摘要：传统家训是一种品德训教，这种品德训教浸润在传统家训中的各个方面。这种德行浸润有明的，也有暗的。本文从理财，读书，治家等三个方面挖掘出另潜藏着的德育思想，以论述其借鉴于当代家庭教育的意义。
关键词：家训 德育 借鉴 理财 治家 读书
传统家训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研究这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其中蕴藏的德育思想，对现代家庭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下笔者就从德育的角度，来概要梳理一下传统家训潜藏在理财，读书，治家等三个方面的德育思想，以及其对现代家庭建设所具有的独特借鉴意义。
一、理财重德
古代家训中关于理财的思想，宋以前不多见，至宋代其势方大兴起来。所以，有的学者据此论断这是传统家训中生发的一片新天地[[1]]。此论虽不够确切，但却反映了古代家训中有关理财的思想到宋代确实兴盛起来。
宋代有代表性理财思想的著作有叶梦得的《石林治生家训要略》，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倪思的《经锄堂杂志》。另外，赵鼎的《家训笔录》和司马光的《训俭示康》等也是有关理财家训的名篇。
我国的治生家训，自其母胎中便和德育思想相联系。如宋人叶梦德的《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说：“治生非必营营逐逐，妄取于人之谓也。若利己妨人……于心不安，况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其善治生欤？”这就直白地教诫子孙理财得有道，不可“营营逐逐，妄取于人”，给理财活动涂上了一层伦理色彩。再如，清人张履祥在所著《训子语》中言：理财“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则问其所自来，义乎？不义乎？流则问其所自往，称乎？抑过与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劳心，禄入是也；小人之劳力，稼穑桑麻畜牧是也……，果其量入为出，权轻重，审缓急先后，宜丰不俭，宜寡不多，其为称，否则非。”
客观而言，上述叶梦得和张履祥的“理财以德”的思想还比较零散。据笔者所掌握的家训资料看，宋人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对此问题的论述便系统、详细得多。此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正本”，二是“制用”。“正本”，即为理财要重“德”，以“德”正生财之道；“制用”，即是开源生财。“正本制用”合言之，即是先正身以德，然后节制财用。关于这个问题，陆氏明言：“事有本末，知愚贤不肖者本，贫富贵贱者末……，得其本则末随，趋其末则本末俱废……今行孝悌，本仁义，则为贤为知。贤知之人，众所尊仰。虽箪瓢为奉，陋巷为居，己固有以自乐，而人不敢以贫贱而轻之，岂非得其本而末自随呼？夫慕爵位，贪财利，则非贤非知。非贤非知之人，人所鄙贱，虽纡青紫，怀金玉，其胸襟末必通晓义理。亦无以自乐，而人亦莫不鄙贱之，岂非趋其末而本末俱废呼？”据此可知，陆氏的理财观，是重德轻利的。
上述陆九韶的理财思想，伦理思想甚明，对后世影响极大。如元代的郑太和在《郑氏规范》中言：“佃家劳苦，不可备陈。试与会计之，所获何尝补其所费。新管当矜怜痛悯，不可纵意过求。设使尔欲既遂，他人谓何？否则贻怒造物，家道弗延。”又如明代的姚舜牧在其《药言》中言：“凡声色货利，非礼之干，稍有玷于家声者，戒勿趋之；凡孝友廉节，当为之事，大有关于家声者，竞则从之。”等等。如此之类理财重德的训语，古代家训中触类即是。
据以上的论述可知，古人理财重德，取财重道，重义轻利的思想，是显然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达成理财重德重道重义的呢？这个问题，涉及事情的方方面面，不可尽论。然就其总要而论，就是要做到临财不坏心术，得有人道情怀。
如宋人袁采在所著《袁氏世范》中言：“凡邻近利害欲得之产，宜稍增其价，不可恃其有亲有邻，及以典至买，及无人敢买，而扼损其价。”又如，明人庞尚鹏的《庞氏家训》中言：“如遇荒欠，慎勿刻意取盈”。明人姚舜牧在《药言》中也说：“若家或颇过得，人有急来贷，宁稍借之，切不可轻贷。”等等。上述之买产不“扼损其价”，收租“勿刻意取盈”及人只借人财物，而“不可轻贷”等类的思想，即为理财重德重道重义的行为 ，即是一种人道情怀。此等临财重德的思想，元人郑太和的《郑氏规范》中讲得最多，现摘录几条如右：“增拓产业，彼则出于不得已，吾则欲为子孙悠久之计。当体究果值几缗，尽数还足。不可与驵侩交谋，潜萌侵人利己之心”；“交券务极分明，不可以物货逋负相准，或有欠者，后当索偿。又不可以秋税暗附他人之籍，使人倍输官府”；“田租既有定额，子孙不得别增数目。所有逋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党之人。”“桥圮路淖，子孙倘有余资，当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隆暑，又当于通衢设汤茗一二处，以济渴者，自六月朔至八月朔止。”等等。如此之类收租不额外起息，义务修桥补路，设摊供茗等举动，充分体显了家训者的人道主义情怀。
从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之角度看，自家训涉及经济问题之初，便带有伦理性。《颜氏家训》是较早较集中论述理财问题的。其《止足》篇言，人不可不知足，“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屋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这种“以义散之（财”）、“勿非道求之（财）”的思想即明显的表现出了伦理色彩。随着封建道德思想的日益丰富、缜密，个人理财时表现出的伦理倾向更是大行其道。所以，我国古人理财重德之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其产生、发展的丰厚沃土。此沃土即是上层统治者重视道德提倡道德，使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层浓烈的道德氛围。
二、读书养德
勉励子孙读书是传统家训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古人从一开始便将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使读书成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伦理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来涵养品行，养德修业，能做一个正人君子[[2]]。
在古代，出仕是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不少人视读书为当官发财的终极目标，《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等人“须发皆白”仍笈笈于举业便是这类现象的直接反映。不过，古代家训中这类言论却极少看见。相反，绝大多数父母教育子孙读书应涵养德行，做一个好人。如明人姚舜牧在《药言》中就明言：“世间极占地位的是读书一着，然读书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势位上。”清人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也说：“古人读书，取科第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为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的进士，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等等。这类言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古代的某些父母看来，读书是养德的手段，而非求取富贵的工具。
将读书视为涵养德行的思想，其产生自有其丰厚的沃土。儒家要典《左传》中将人生的价值分为三等：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这三个品等，是“久而不废”的“不朽”的事业，修德是不朽之首。[[3]]如此“三不朽”思想，入人甚深，影响极大，成为整个封建时代无数士子竞相折腰的终极目标。另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如气潜流，如水潜渗，充斥整个社会，“德为上品”便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目标，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个人之事了。所以，人们教育子孙重德便是自然之事了。否则，便很可能为整个社会所不容，落得个业败名朽，为家族丢尽颜面。
宋人陆九韶写了部家训著作，名为《居家正本制用篇》。陆氏将这部书分为两个部分：“正本”和“制用”。“正本”是养德，做好人；“制用”是治生，从业。作者将“正本”置于“制用”前，意在告诉子孙，读书养德、做好人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治生、从业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这就人为地将读书抹上了一层浓烈的伦理色彩，无形地将读书与人伦道德捆绑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陆氏在书中朴素而现实地认为，读书养德是“本”，营生是“末”，他说：“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科举之业，志在于荐举登科。难莫难于此者。试观一乡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稀罕？……至于止欲通经知古今，修身为孝弟忠信之人……此有何难，而人不为耶？”这种“本末观”也为很多封建家长所持有，区别仅在于，不同的人论述的角度不同，是殊途而同归，并非本意有异。
对于此，笔者再举几例以明之。如明人吴麟徵在《家诫要言》中说：“儿曹不敢望其进步，若得养祖完元气，于乡党中立一人品，即终身村学究，我亦无憾。”清人唐翼修在《唐翼修人生必读书》中说：“尝见人家子弟，一读书就以功名富贵为急，百计营求，无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缘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于身心德业，所当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吾谓读书者，当朝温夕诵，好问勤思。功名富贵，听之天命，惟举孝弟忠信时时励勉，苟能表帅乡闾，教导子侄，有礼有恩，上下和睦，即此便是尊贵。何必入仕，然后谓之仕哉？”左宗棠在《与孝宽》一信中说：“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在《与孝威书》中他进一步强调说：“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也；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我不望尔成个世俗之名，只要尔读书明理，将来做个好秀才，即是大幸。”这四例均是从正面的角度论述读书应养德，不应只为科名计。只要能养德，没有举业也同样是好事。
以上是直白地直接地论述读书应养得。还有间接地隐含地论述应养德的。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言：“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这段话从为学“自损”之现实中，间接地阐明读书不可轻狂，要涵养德行。再如，明人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学者，心之白日也。不知好学，即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亦皆有蔽也，况于他好乎？做到老，学到老。此心自光明正大，过人远矣。”作者在此将读书比喻为“心之白日”，只有养好这“白日”，才能使心地“光明正大，过人远”。它同样间接地告诉人们，读书应获得正能量，要涵养品德。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有很多。如清人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尔等读书，须求识字。或曰：‘焉有读书不识字者？’余曰：读一‘孝’字，便要尽事亲之道；读一‘弟’字，便要尽从兄之道。自入塾时，莫不识此字，谁能自家身上，一一体贴，求实致于行乎？童而习之，白首不悟，读书破万卷，只谓之不识字。”朱伯庐在《劝言》中也如此言论，他说：“先儒谓今人不曾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人读书知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是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风句雅话，未足为佳也。”
古代家训中上述言例处处皆是，犹如花开遍地，果挂一园，不可尽述。虽然如此，但亦能管中窥豹，隙里观花。所以，笔者的结论是：在某些古人的眼里，读书不只是为了中举做官，而首先是为了养德。这一点，是今人应该注意，应该学习的。
三、治家以德
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教育是“以做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一种‘做人’而非‘成才’的教育。做什么样的人？成什么样的人？就是做成‘道德的人’。” [[4]]此论比较确切地道出了我国古代官方教育的情状。其实，并非官方教育如此，家庭教育亦如此，希望子孙做成有“道德的人”是许多父祖的期许。
儒家学者认为：“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由此可知，德育在我国古代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历代家训重视德育，自有其丰厚的土壤。东汉蔡邕将修德比喻为修饰“首面”，他在《女训》中说：“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修身以德的重要性。明人薛瑄在《戒子书》中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上述蔡氏将修德比作修面，薛氏将无德比作禽兽，都意在阐明德育于人生的重要性。
修身是处世的基础，处世是修身的外化。古人认为，士君子处世，贵能有益于世。[[5]]怎样才能有益于世？就是要处世以德，做事利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不可处世以恶，损人利己，恶小而为之。
人生处世，贵能处理好这么几种关系。一是正确对待与人相处时可能面临的矛盾。倘若遇上矛盾，则要养一个“仁厚之德”。心地间能容人，要能做到“宁人欺，毋欺人；宁人负，毋负人”[[6]]，甚至“人以非礼相加，不可忍者，亦处之泰然”[[7]]。只有这样，才不会招致麻烦，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正所谓“波流风靡，可以验我之操……含垢忍辱，可以验我之量。”[[8]]要知道“自古只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翻以招后来之祸患。”[[9]]二是临财勿贪，更勿与人争斗，养一个“逊让之德”。为人最怕“两眼赤赤，只见黄铜白铁”，最怕“受人斗米串钱”便喜，否则便怨，全然不向那些“道貌诚心”、“孝弟长厚”者学习，久而久之，便心术坏乱，不能成个“正人”[[10]]。三是当官处世，得两袖清风，养一个“廉德”。仕宦之法，“清廉为最”。临财之时，若“不能自克”，甚至“无所不为”，则会“常至放败而不能自已”，甚者还会给家族带来羞耻。[[11]]正因如此，所以有的人教诫子孙若“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12]]四是与塆邻相处，要厚道忠信，养一个“善德”。人处乡党间，要“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己，平恕以接物”，要“不失宗族之心”，这样才会“人人可处”；若与塆邻相处不好，则先得检查自己是否“有所不尽”，要“不责人，责己”。[[13]]
以德治家还要注意交谊，应交谊以德。人生在世，择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两人相交，会相互染化，正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芳，与其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与之变矣。”[[14]]所以，交游之间，当慎择，要与有德者相交，否则“若交游非类，济恶朋奸”，则会“自阱其身”，悔之无及。[[15]]
四、申论古代家训中的德育思想对当今家庭建设的借鉴意义
毋庸讳言，古代家训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诸如封建迷信，轻视工商，歧视妇女等等落后思想，但其理财重德、读书养德和治家以德的思想不但在历史上发挥过正能量，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品德高尚的贤人，而且在今天仍有生命力，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所以，为人父母者，当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日常言行要得体，为孩子竖立正面榜样。若父祖自身品行高尚，又能“以德治家”，教育子孙以德修身，以德处世，以德交友，则定会家门之内秩序井然，家门之外美誉远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讲究德行的家庭，在任何时期都是造就有灵魂者的加工厂，是造就有益于社会者的摇篮，是散发正能量的泉眼。有了这种家庭，有了这种家庭培养出来的有品行的人，对社会是有益的。不但对社会有益，对自己的家庭同样有益。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渣滓，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有利于老年人安度晚年；有利于小孩子健康成长。它也能酿造出少长有序的家庭环境，使父祖安心，使子孙有德。子孙有德，处世便会得到人们的尊重，交谊也会得到人们的信任。能结交益友，为自己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动力。所以，这种“以德治家”的风气，父祖以德帅下，子孙以德处世的精神，对当今的家庭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借鉴这种“手段”，这种“行为”，这种“精神”，便治家能结善果，子孙处世便能得善报。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发展如长江大河呼啸奔涌，一日千里。市场经济日益成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商业经营变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人们赚钱的途径多种多样，理财活动的重要性随之变得必要。于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也随之产生：是不计手段地疯狂赚钱？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地赚钱？这既是个简单的问题，又是个复杂的问题；既是个道德的问题，也是个现实的问题。若经商者眼里只是个“钱”字，是个“赚”字，上述问题便简单而现实；若经商者眼里看到了“钱”的同时，又想到了“道德”一词，上述问题便复杂而道德。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告诉我们，在经商赚钱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换句话说，就是符合道德的钱，我们便赚；不符合道德的钱，我们便不赚，做一个有商业道德的人。而目前的情况是，许多人并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他们钻进了钱眼里，临财不择手段，心里只是个“钱”字。对于这种不顾商业道德的人，古代家训中的“理财重德”的思想就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它能使这种目中只有钱而无德的人知道，人生在世，怎么经商生命才有价值，才是人生的根本。那么，什么是经商的根本？“经商以德”是“根本”，生财赚钱是“末事”；道德是“本”，赚钱是“末”。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临财以德”，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所在。
人生在世，为什么要读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个社会性极强的问题，是摆在广大民众面前的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批评古人读书是为了“中举”，是为了能飞黄腾达时，心里别忘了，我们的家长何曾不是如此！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能通过高考“跳农门”，逼着孩子学习，全然不顾他们的身心健康者有之；牺牲孩子的休息日，请人补课者有之；高考失利，使钱复读者有之。等等。如此之类，比比皆是。这等家长教育孩子目的何在？一词以蔽之：“升学”。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人们的谋生手段各种各样，较古人的生存状态好许多，并非只有通过高考“跳农门”来生存。所以，逼迫孩子考大学，做人上人，其实是一种社会病，一种守旧的社会病。这种“守旧的社会病”，是受我国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影响所致。因受这种旧的考试制度影响，终使人们顽固地认为，只有读书考大学才是正途，才能光宗耀祖，活出个人样来。这种人只见古人中举而发达之现象，而未见蕴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隐因。古人之所以将中举看作人生最大的荣光，其因约略有二：一是古代民众思想扭屈。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思想的影响，想做个人上人，所以便削尖脑袋应科举。二是，受当时谋生的途径所限。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从事农、工等职业既无地位可言，又收获甚少。这样，读书中举便成为谋生的最好的途径。从事商业经营虽可赚钱，但社会地位最低，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在商人眼里，读书做官同样成为他们生存的最好选择。
由上可知，古人以读书为荣事，以读书为谋生的最好手段，是大可不必批判的。相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是可以理解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就业门路如此单一、稀缺的景况下，还有不少家长教育自己的子孙，读书要涵养品德，不得只想着应举。甚或有人认为，养德是读书的唯一目的，除此以外，一切都不重要。古人这种视读书为进德之阶的思想，是当今的家长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也是整个社会应该弘扬的正能量，更是学校的老师们应该变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为素质教育的思维模式，为社会培养出大量思想维新，才能出众的精英来。
作者简介：朱明勋，内江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家训文献和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曾发表《<孝经>成书说述论》、《也谈“诗经”的赋、比、兴》、《“颜氏家训”成书年代论析》等多篇论文。
[[1]]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423页.
[[2]]清世宗.《庭训格言》载《四库全书》.717册.
[[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4]]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189页.
[[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涉务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许相卿.《许云邨贻谋》载《丛书集成初编》.第0975册，商务印馆，1938版.
[[7]]袁采.《袁氏世范》，《四库全书》第698册.
[[8]]姚舜牧.《药言》，《丛书集成初编》第0976册，商务印书馆，1938版.
[[9]]张英.《聪训斋语》载《丛书集成初编》第0977册.
[[10]]温璜.《温氏母训》载《四库全书》第717册.
[[11]]吕本中.《童蒙训》转引自从余著《中国历代名门家训》.第263页.
[[12]]郑太和.《郑氏规范》载《丛书集成初编》第0975册，商务印书馆，1938版.
[[13]]张履祥.《训子语》载陈弘谋《五种遗规·训俗遗规》卷三，《四部丛刊》本.
[[14]]颜延之.《庭诰》，线装本。
[[15]]庞尚鹏.《庞氏家训》载《丛书集成初编》第0976册，商务印书馆，193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