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家庭和谐、家庭教育 – 郭齐家

    摘要:中华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家庭和谐、家庭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借鉴。“人伦之道始于夫妇”的传统观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的重大意义。孝悌之德的弘扬对形成稳固的家庭关系有着重要作用。

家族教育在中国古代最有效的手段是“家训”。中国古代的蒙养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对儿童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关键词:中华文化  家庭和谐  社会和谐  家庭教育  儿童读经

一、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基层单位,家庭和谐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中华文化强调人伦之道,重视家庭的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夫妻、父子、祖孙、母女、兄弟姐妹等,这些关系建立于仁义基础之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仁妻义。孔子曰:“父子笃(父子相亲),兄弟睦(兄弟相睦),夫妇和(夫妇相和),家之肥也。”(《礼记·礼运》)所谓“肥”即健康、和谐、融洽之意。在孔子看来,家庭中虽有尊卑男女之别,但发表不同意见是允许的。这些关系也有矛盾的时候,是需要协调的。协调得好,成为一团和气,大家都能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发展事业,发财致富,培养子女健康成长,这就是所谓“家和万事兴”或叫“和气生财”。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是一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分工、责任、权利和义务。所有角色互相配合,组成团结协作的整体。这就是家庭的和谐,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所谓“和”,即和谐、融洽相处;所谓“同”就是与别人完全相同,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独立性。孔子坚持“和”的原则,做到与别人和谐相处。这就需要认真做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要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个性、特点,胸怀坦荡;其次,要允许别人有自己的个性和见解,尊重别人意见,与别人以人格平等的方式共存;第三,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认真沟通与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启发,逐渐取得共识。如果一时难以取得共识,采取求同存异的办法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这就是“和”。只要大家都有君子之风,都能坚持和而不同,那么大家都可以在和谐的环境中生活。家庭就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如果家庭要弹奏出和谐和睦的乐章,那么基调就是尊重,主旋律就是友爱。家庭的慰藉、温暖除了感情的满足、生活的协调,更在于临危前的忠告,深渊边的劝阻。这就是家庭的和谐,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

    江泽民主席2002年在美国访问时一次演说中说:“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2]]由君子小人之间推广的家庭、社会、国家、文明之间和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社会事物、人的处世行事、文明发展的规律、准则和真谛,体现了中华文化“与时偕行”的本质特征。自古以来,中华文化诠释者的智慧都是在“六经注我”的形式与现实融合中做出新诠释,中华文化自身也在此时开出新的意义。这便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来苟日新日日新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凸显出中华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二、人伦之道始于夫妇

    《周易·序封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咸卦象征夫妇之道,接着就是恒卦,象征夫妇关系的恒久意义。

    《礼记·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认为君子之道首先体现在夫妇关系之中,至于讲到究竟,就能洞察贯彻到天地之间。

    《诗经》中《周南》讲“文王之化”熏陶出“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又是“人伦之始”、“王化之基”。人类的一切良好的政治、历史、文化、社会、家庭都建立在夫妇关系必须符合“正道”上。夫妇关系一坏一切坏。“正道”就是人类必须遵守的普遍道德原理。

    在人类各种文化、宗教、哲学思想中,没有比中华文化更重视夫妇之道与家庭和谐的了。

    在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首先就指出发表这一《宣言》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人伦之道始于夫妇”的一种现代表述。

    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写入了这些内容,但在现今世界中仍未消除“性剥削和性歧视”等丑恶现象,以致在世界宗教议会大会1993年于芝加哥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说:“在世界各地,我们仍然看到该受谴责的种种形式的男权统治,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支配、对妇女的剥削、对儿童的性虐待以及强迫卖淫”。“我们谴责性剥削和性歧视,这是一种最坏的对人类的贬低。”“没有伙伴式的共同生活,就没有真正的人性。”由此可见,夫妇之道也是走向“全球伦理”的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西方文化有着重视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忽视相互之间的责任与义务的倾向,这也给现代社会造成了婚姻不稳定、离婚率高、独身者增多、生儿育女者渐少等家庭与人口的危机。在人类义务国际行动委员会1997年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中,首先指出发表这一《宣言》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并且意识着承担义务或责任。”加上了“承担义务或责任”,这对于中华文化“人伦之道始于夫妇”的现代世界意义就更加全面了。

    然而遗憾的是,近年来我们对“人伦之道始于夫妇”的传统观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的重大意义阐述甚少,社会上有些人对“性解放”、“性自由”又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与引导,这些方面现在已经引起社会上各界有识之士的严重关注。

三、使家庭和谐融洽的孝道

    《孝经·开宗明义章》载,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礼记·中庸》载,子曰:“夫孝,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论语·学而》载,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从以上引文可见,中华文化提倡孝道,其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德的弘扬及其所形成的稳固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是所谓“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是“仁”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孔子认为“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其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既出现了无数孝子慈父、仁兄贤弟,也培养了许多为民请命、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

传统的孝道珍重生命的价值,不仅珍重活着的生命,也珍重死去的生命。还要求子孙继承祖辈的志向、理想及其崇高的事业,继承祖辈的积极精神和意志,以使家族乃至民族不断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同时,中华文化还重视“知恩思报”,中国人早就有“投之木瓜,报之桃李”的道德教训。孔子把“孝”的准则诉诸回报的情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华文化强调要报父母养育之恩、师长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与此相反,“忘恩”与“忘本”、“负义”是同义的,必然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知报”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道德质朴性的重要表征。

“岂无万里思亲泪,不及高堂念子心。”

“勿以小嫌疏至亲,勿以新怨忘旧恩”。

“千年奇幻总归孝,万道波涛总化夷。”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习近平总书记在羊年春节团拜会上还朗诵了这首诗,并说:“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节。”

    父母的恩德像太阳,子女如同小草。小草啊,如何回报太阳的伟大恩德呢?行为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人生,有因必有果,每一孝悌行为,都会结善意的果。

    其实,中华文化的孝道意义还不止于此。大家知道,人的先天之命在最近这一阶段上是直接由父母孕育的,虽然人出生后就独立于父母之体,但人的根还扎在那里,数还存在那里,故而孝敬父母实际上也是在培固自己生命的根基。所以中华文化强调孝敬父母,不仅有人道、家庭伦理层次上的意义,它还包括着更深刻的生命意义。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由大自然和祖祖辈辈等诸多的时空因素演化而成,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条前因后果长线中的一段,一个诸多因素联系网或球上的一点。

    孝道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一切圣贤教育的核心,是做人的根本,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源泉。“忠臣出孝子之门”,国家栋梁之才来自于孝子。弘扬孝道,利国利世利民。

     2005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其中有一位孝子,他的孝行感动全中国。他叫田世国,是广州市的一名律师,男,38岁,2004年他的母亲患尿毒症,他得知母亲最好的治疗方式是移植一个健康的肾脏,就毅然决定瞒着母亲,将自己的一个肾脏移植给母亲。他的孝行,让天下所有的母亲含泪微笑;他的真情,唤起天下所有儿女的孝心。“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委员会对田世国的评价是:“孝顺、孝心、孝道,是今天社会转型期人际间情感疏离的感召。小羊有跪乳之恩,乌鸦有反哺之义,捐肾救母,大亲、大情、大义。”

    现代教育还要“崇孝”吧?浙江省上虞市大力加强未成年人孝德教育,“孝敬父母要从小事做起”,他们利用暑假推出“百场崇孝故事宣讲,百场崇孝曲艺演出、百场崇孝电影巡映、百场崇孝书画展览”,其目的是“让孩子们在‘动’中感悟‘孝’的亲情。”[[3]]

    日本松下电器商学院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十分有趣,它熔中华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于一炉,对学员进行着严格的教育。如早上六点钟起床,六点十分全员集合,点名之后,各个学员面向故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七点五十分,商业道德课,通过学习中国古典《大学》、《论语》、《孟子》和《孝经》,确立“经商之道在于德”的思想。晚上十点十七分,点名,全体学员面壁思父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它善于把家庭的孝道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值得我们注意。[[4]]

四、家训与家庭教育

    中国古代重视家庭教育,家庭在把自己的子女送入社会之前,要把道德准则、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角色所需要的知识经验等,传授给自己的子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青少年儿童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完成的。

    《礼记·大学》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学大道的精神。为了实现学大道的精神,又提出了“八条目”。所谓“格物、致知”,即以道德观念的认识为起点,“诚意、正心”,即以道德信念的建立为中心;“修身”(强调“慎独”),即以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最后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教育的实践目标。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讲稿中说:“《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5]]

    这就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基础。国家的忠义之臣,他们的“治国平天下”是由于家庭教育在子女的人格与行为方式的形成上,从“格物、致知”,经“诚意、正心”,再到“修身”、“齐家”逐步完善而完成的,是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上结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产生的结果。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重孝道、重亲情的国家,其治理、安定主要依靠家族、家庭的维系力量作为基础。家族是一个“大家庭”,它不仅有族规、族法、族田、族产、还有族训,家训、族学、家学等等。

    中国古代人们多把“名垂青史”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因此光宗耀祖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教育出一个好子弟,不仅家庭可以“与山俱高,与水俱长”,长久地存在下去,并享有盛誉,国家也会因此兴盛。如果把子女培养成贤人君子,就可以彰显祖功宗德。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重视家庭教育,也正因为古人认为个人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家族与长辈人生价值的实现,所以家族家庭教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青少年儿童不仅要接受来自父母亲的教育,还要接受来自大家庭中的祖辈和父辈的教育,其言行举止无一不受到大家族成员的关注和引导。

家族教育在中国古代最有效的手段是“家训”。

    “家训”一词见之于典籍所载可能并不很早,但作为社会教化和家族教育的“家训”却很早就产生了。如《尚书》中的《周书》就有周公告诫侄子周成王的事,“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无逸》。”(《史记·鲁周公世家》)以警成王,此亦训体。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我国最早的家训了。在《史记》中,也有有关家训的记载,如《史记·货殖列传》记曰:“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所谓“家约”亦即家规、家诫之类的家训。[[6]]

    南北朝时《颜氏家训》诞生了。“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袁衷《庭惟杂录》下)颜之推(公元531-约590年以后)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育自己的的后代。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反映了这个时代一部分家族教育的史实,提出了士大夫家族教育的普遍问题,在古代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有人用“一个父亲的叮咛”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其内容与主旨,颇能得其精神。范文澜先生说:“《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用,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7]]

    《颜氏家训》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宣传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和刻苦读经、养心归心等为人处世的哲学,又崇信佛教,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当,当奉之以化民俗;兼论文字音训,考证典故,品评文艺,并对当时社会风尚有比较真实的论述。揭露当时士族教育的腐败,主张以传统儒家伦常教育子弟,反对培养难于“应世经务”的清谈家和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主张培养对国家有实际效用的人才,从政治家到工程建设管理人员,为此强调家庭教育是基础。认为家庭教育应从胎教开始,纵然做不到胎教,也要及早从幼儿时期开始,切勿丧失及早进行教育的最佳时机。家庭教育应严格要求,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应庄重严肃,既严格又慈爱,把爱和教结合起来。注意周围环境对子女的影响,要求审慎地看待子女左右的人,以防导入歧途。从小学好语言十分重要,语言教育是基础,如不从小对子女进行正确的语言教育,将对子女留下极不好的影响。训导子弟珍惜时光,勤奋读书,切磋交流,互相启迪,反对“贵耳贱目”以讹传讹的学风。这些论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公元1130-1200年)也撰写了《家训》,言简意赅。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兄之所贵者,爱也;弟之所贵者,敬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逞忿而报横逆,勿非理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义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学,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婢仆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谨哉!”

    朱熹的《家训》今天读来对于我们的家教、调解家庭、邻里关系、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仍有很大启发借鉴意义,虽是历史资料,仍可化腐朽为神奇。

    明末清初的朱用纯(公元1617-1688年)字致一、号柏庐,也写了一篇《朱子治家格言》以训诫家人,对后世影响颇广。“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即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其语句两两对应,读起来琅琅上口,文风平实,很少用典,贴近下层,为人传诵不绝。

    家训的形式有很多种,如训诫、遗言遗训、书信、诗歌格言警句、著作等等。如诸葛亮的《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把修身、养德、明志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宁静、俭约、淡泊才能有君子之行。也就是说,首先要在个人的内心世界营造一种宁静、淡泊的氛围,不为外部世界的物欲而迷惑,这样才能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样的训诫力量是十分深刻的。又如《曾文正公家书》约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最多的。家书写得辞意恳切、语言简炼明畅,苦口婆心娓娓道来,肺腑之言跃然纸上,令人感奋。由于曾国藩的子弟有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所以人们都认为他“教子有方”,《曾文正公家书》也就格外受到推崇。

    家训往往是由家庭中的长辈或有名望、有社会地位的子弟所撰写,作为为人处事的准则传授给家庭的子弟,教育家庭的子弟;也有的是由子弟追记长者之言、垂范后世的。家训大多是撰写者本人或家中长者人生经验和感悟,他们“语语折衷于圣贤,而日用伦行不出其范围”,在鼓励子弟上进和“折衷于圣贤上”表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它们不仅包括日用道德准则、家庭伦理和价值观念、行为处事的规范和戒条,还包括生活的情趣、职业的选择、读书学习的技巧以及各种社会角色的预期等等。为了使子弟能成为一个好人,于是他们把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知识传授给子弟,要他们读书耕田、布衣蔬食、以清贫勤苦立家业。为了子弟读书进仕,增长见识,修养心性,于是他们教给子弟读书、修身养性以及学习的方法和技巧。为了子弟立身处事,保住家业,他们告诫子弟选择好一门职业,掌握好一种技艺,并把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他们。由于家训作者们的丰富人生经验、较高的文化学术修养,以及他们对子弟的殷殷期望,使他们与自己的子弟之间,既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家长与子弟亲情相向的关系。因此,他们在教育子弟时,既注重知识教育,也注重道德教育、人生教育,这三种形式的教育往往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家训教育的一大特色。[[8]]

    家训、家教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敦伦立品、修身树德、绍继家风、培育人才。”在子孙入世之前,完成其人格教育,教其如何修德、守分、进学、处世、立业等等。从一篇篇家训中,可以看到先贤先祖的苦心,真是为子孙作百代计。当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公元1893-1964年)在教育其子汤一介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时说:“家风不可中断。一个家庭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大家族也衰落了。”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古代的家训家教,重读古人经典家训,重立今人家教观念,培植家风、修身齐家、故曰:“家和万事兴、子孝人伦正。家风看世风,此淳彼亦淳。”这也是当代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应关注的。因为子弟个性、人格的形成,家训家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家训家教也是我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

五、家庭教育与儿童读经

    中国古人将儿童称为童蒙,即不大懂事的孩子。《易经》中有蒙卦,讲童蒙的启蒙教育,蒙卦,下坎(  )上艮(  ),象征“蒙稚”。《序卦传》:“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卦下坎为水、上艮为山之象。《象》曰:“山下出泉。”童蒙安静得如不动的青山下的清澈的渊泉。山静、泉清,象征着童蒙的天然善性,是极为宝贵的资源。那么如何去启蒙开发呢?《彖》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意即童蒙时应当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保持其天然善性,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意即君子因此果断决定自己的行动来培育美德,需要坚毅的心志和长期的过程。童蒙等待君子去启蒙,君子将他们引上正道,所以给童蒙以正心教育,即用最好的思想培育他们的德性,这即是“正心育德”的道理。

    《易》:“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蒙卦象征蒙稚:亨通。并非我有求于童蒙来启发蒙稚,而是童蒙需要启发蒙稚有求于我,初次祈问施以教诲,接二连三地滥问是渎乱学务,渎乱就不予施教。利于守持正固。

    《易》经关于童蒙启迪教育,从正面讲,就是“正心育德”,童蒙时的家庭教育十分重要,“正心育德”则是决定童蒙整个人生的基础,也是以后上学求知进学的基础,把心端正了,把做人的基本品德树立了,就算走上了正轨,就算有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以后无论是求学还是干事业,为人处世就比较平稳顺当了。从反面讲,就是谨防渎、防乱,“渎”指乱开沟渠、乱开发、乱干扰。如果对静而清的泉水干扰、搅乱,泉水就被搅混了。对清白、天真的童蒙乱干扰、乱诱导,就把纯贞的童心搅乱了。童心一乱,就难以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启迪了。使孩子难以走上正轨,难从正业,难于管教,就等于把天真纯朴的孩子耽误了。《易》的正心育德和防止渎乱的道理,好像是针对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儿童教育讲的。

    《参考消息》曾报道:“世界儿童备受商业文化之害”。[[9]]

“在美国,数十名销售专家(其中包括儿童心理学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对儿童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钱包,发动最新的袭击。他们找出孩子的弱点并把他们奉献给大公司。美国的跨国公司去年在儿童广告方面的花费达120亿美元。一个美国儿童每年要从电视上观看4万条广告,吃垃圾食品和玩暴力玩具成为小孩子的家常便饭。卫生当局警告说,如果孩子的房间有电视机,那么他的体重就有可能增加36%。在美国37%的2-8岁儿童的房里有电视机。儿童心理学家警告说:8岁以前的孩子尚不能区别广告的可信度。但是,广告商向这些尚无辨别能力的儿童抛出诱饵,可以确保孩子对其所推销的产品产生最大忠诚。……我们说的不仅是4万条电视广告,还包括通过因特网、录像带和电影进行的轰炸或宣传。……《父母权利宣言》说:‘侵略性的商业文化侵入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许多广告宣传的本质是宣传暴力、性和享乐主义,这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

    用什么内容对儿童正心育德、防渎乱干扰呢?中国古代的蒙养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对儿童身心健康是有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列为“儿童德育教科书”向全世界推广。《三字经》集中概括了中华文化的基本道德精神,对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天文历史等有基本介绍,言简意赅,确实适合儿童启蒙教育。《弟子规》也是一本家庭教育的好教材,同时也是开启童蒙心灵的金钥匙。“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无论你今后地位有多高,金钱有多少,文化有多深,做人的标准却是一样的。所以从小先学习做人的标准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一种精神培养和性情的养成,为他以后继续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了良好的铺垫,使他终生受益。

    现在家庭教育也要注意“多读古诗文,扎好中国根”。从“三、百、千”、《弟子规》开始,还有《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昔时贤文》、《笠翁对韵》、《唐诗三百首》等等。然后深入《四书》、《老庄》、《古文观止》等精彩篇章,让孩子在记忆黄金期(15岁之前)先背下来再说,使其未来有一个发展的宽广平台,以后自能慢慢“反刍”,一生受用不尽。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当然现在家庭教育还要配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要注意“扎好中国根,学做现代人”。可以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为主,童话、寓言、科学、故事、实用文等广泛涉猎,注意民族性、人文性、工具性与现代性等和谐地统一起来,从而真正造就一代新人。

    东方西方汇通,传统现代结合,科技人文配合,是理性文化的复活。家庭教育可以为理性文化的复活奠定一定的基础。既然是家庭教育,那就一定要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家长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越高,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就越好。家长和孩子一起读《三字经》、《弟子规》、亲子共读,一起进步,共同成长,这是近年来民间创造的“扎好中国根”的形式。这样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未来的中国将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是一个有“天地之心”、有“生民之爱”的民族,会真正的“仁者无敌”,“仁者无敌于天下”。让我们承接文化,开启生命,寻回民族智慧,重植文化之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郭齐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北师大珠海分校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主要专著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等。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 )。

[[2]] 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5日。

[[3]] 《现代教育还要‘崇孝’吗?——浙江省上虞市大力加强未成年人孝德教育》、《光明日报》2004年9月6日A2版。

[[4]] 《松下电器商学院的一天》、《参考消息》1993年6月13日。

[[5]]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页。

[[6]] 参阅浦卫忠:《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70页。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8]] 参阅浦卫忠:《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72-175页。

[[9]] 《世界儿童备受文化之害》,《参考消息》2002年12月1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