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1951年9月生於河南尉氏縣。1978年畢業于河南大學歷史系。先後在河南省教育志編輯室和河南大學學報編輯部工作。1998年晉升為編審。2000年7月到韶關學院工作。2002至2009年任韶關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常務副主編。現任廣東省高校學報研究會副會長、全國地方高校學報學會副會長，《韶關學院學報》副主編。1998年以來，主持完成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三項，子課題一項。出版著作有《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第一主編），《中國古代版權史》（待出版）、《中國近代版權史》、《中國當代版權史》和《中國版權保護政策研究》等多部。………
摘要：1988年，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國際會議上得出一個結論：21世紀人類要汲取孔子的智慧；1992年，社會學家費孝通也說，新的“戰國時代”呼喚新的孔子。孔子儒家思想不僅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做出了貢獻，對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和廣學會傳教士和平傳教都具有諸多可資吸取的智慧。因此，儒家思想不僅具有維繫民族國家和平發展的功能與本質，而且也能夠促進世界和平。
一、新“戰國時代”危機的和平解決需要孔子的智慧
曾經有人說起，中國之所以與 “諾貝爾獎”無緣，儒學應負不少責任。這樣說法的文章發表後，還曾被《新華文摘》轉摘了。奇怪的是，在1988年，全世界的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曾在法國巴黎開會，會議結束後發表了宣言（其實是結論），其中有：“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人並沒有忘記這段話語。孔子的故鄉曲阜市還對此進行了宣傳。但1997年後，此事遭到個別質疑。為給此事“正名”，傳統文化愛好者胡祖堯先生花了兩年時間，收集了大量資料。他根據曲阜市檔案館提供的資訊，從國家圖書館得到了一張報導諾貝爾獎獲得者集會巴黎的《坎培拉時報》（1988年1月24日）報導影本。該報上一篇題為“諾貝爾獎獲得者說要汲取孔子智慧”的報導說，在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的新聞發佈會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漢內斯·阿爾文表示，“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見，諾貝爾獎獲科學家確實說過“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話。
無獨有偶，1992年，我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學社會學十年”紀念會上有一個講話，其中不僅說到孔子的“仁”，講到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的問題，還講到海灣戰爭之後人們已注意到戰爭造成的環境污染，認識到了人與地球的關係。並把20世紀末和孔子生活的時代相比較，認為21世紀是一個危險的世紀。孔子所處的背景是春秋戰國時代，即中國古代的戰國時代。20世紀末的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是一個更大規模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在呼喚著新的孔子，一個比孔子心懷更開闊的大手筆。費先生如此說，和全世界的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法國巴黎會議結論之一“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具有一致性。因為這個時代，也是衝突倍出、戰亂不斷。海灣戰爭背後具有宗教、民族的衝突，東歐和原蘇聯炮火不斷都有民族鬥爭背景。20世紀末的事實，世界不只是個生態失調，而且還暴露出嚴重的心態矛盾。費先生反復地思考，認為當時人類正需要一個新時代的孔子。在他看來，新的孔子必須是不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時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新孔子要從高一層的心態關係去理解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世紀之交導致大混亂的民族和宗教衝突充分反映了一個心態失調的局面。人類需要一種新的自覺。考慮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歷史、不同心態的人今後必須和平共處在這個地球上，人類不能再關門自掃門前雪了，需要找出一條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尋找一個全人類共同生存下去的新辦法。[1]
費孝通先生剛好在梁漱溟百歲誕辰之際，到了山東鄒平縣去給他的墓上墳，還重溫了梁先生的中西文化觀。認為他是“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種模式，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這三種文化造就了三種人生態度：西方人注重物質外界，力圖改變環境，滿足生活的物質需要；中國人不尚爭鬥，力謀人與人之間友愛共處，遂生樂業；印度人則糾纏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間永遠調協不了的矛盾裡。西方人講了科學，促進了生產，發展了生產力。這是好的，但還有一面就是這種態度既可活人又可殺人。他們忽略了人與人之間應當怎樣相處。”[2]實際上樑漱溟所說的中國文化，正是以孔子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儒家學說的本質屬性就是和平、和諧，不尚爭鬥、和平共處。
事實應驗了費孝通先生的話。20世紀末，海灣戰爭的餘波未平，美伊戰火又起。蘇軍侵入阿富汗的戰爭硝煙剛散，美軍侵入阿富汗的炮聲又響了起來。進入21世紀，整個世界更是不得安寧，美國發生了911事件，恐怖活動的背後，潛伏者深厚的民族矛盾。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危機，伊朗核查危機，朝鮮半島危機，一個接著一個的戰爭危機、地區危機、民族爭端，連續不斷地出現，整個地球再也安寧不下來了。看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的新聞發佈會上，諾貝爾獎獲得者漢內斯•阿爾文的話不是沒有道理的；費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學社會學十年”紀念會上講話中的擔心也不是多餘的。他們的高遠眼光不謀而合。人類確實應該用“孔子的智慧”好好處理一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與地球之間的關係問題。21世紀確實是一個危險的世紀。和孔子生活的時代相比較，現在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而且是一個更大規模的大國爭霸的戰國時代。
中國先秦的春秋戰國時代，也是一個戰爭連綿、兵連禍結的時代。當時雖然出了一個孔子，可是他的思想也不被諸多強國所採納。現實要求各國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來開展角逐和鬥爭。最終是實力強大的秦國征服了其他國家，建立了統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秦始皇運用法家思想，作為中央集權國家的指導思想。但是好景不長，只有十幾年的光景，就結束了。秦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焚書坑儒，沒有實行儒家的仁政思想，而是一味地推行苛政，經過數百年戰亂的勞動人民都渴望和平與穩定，不希望戰爭與離亂。而秦始皇沒有在秦統一後與時俱進，改變政策。而是在民心不穩、國力不強的情況下，四處征討、大興土木，修阿房宮、驪山墓，築長城、修馳道，打匈奴、征越族、戍五嶺等等，使用的人力物力大大超過了當時社會經濟所能負擔的極限。無休止的征役，使“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漢書·刑法志》），連婦女也被徵調去運輸糧餉了。長期戰亂後的人民得不到休養生息，日子太苦了。為鎮壓六國貴族的反抗，秦始皇還實行了“焚書坑儒”，沒有推行孔子儒家的仁政，因此很快就滅亡了。
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和平穩定發展是利用了“孔子的智慧”
中國封建社會比較漫長，從西元前475年到1840年，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兩千多年間，孔子儒家思想是它的主要指導思想。漢朝吸取秦亡的教訓，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使社會得到穩定發展。尤其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政治制度化，於是中國封建社會有了很長一個時期的和平穩定發展。當然其間由於玄學、佛道的彼此消長等原因，使中國在封建時代也出現了幾個短時期的動亂。但整個看來，和平穩定發展是主要的。西漢200多年，東漢也近200年。唐朝有289年，幾近300年。兩宋雖分南北，經濟文化卻有很大發展，統治了300多年。遼、金與宋並存，也都存在一二百年。元是少數民族統治入主中原，版圖雖大，但征伐太過，只統治了不到100年的時間。明朝有200多年。清朝是封建社會的末代王朝，也統治了200多年。
整體看來，中國封建社會雖然漫長，但它是在奴隸制基礎上產生和建立的。它在建立之初，是進步的。中國封建社會基本上以孔子儒家學說為指導思想，所以才有長期的和平與穩定。有了長期的和平與穩定，才有中國封建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才有四大發明等聞名於世。儒家思想的被中國封建統治者利用，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不斷地加以改進、發展後的利用。孔子學說在春秋戰國就得到孟子和荀子的繼承和發展。漢代漢武帝時期，又經過董仲舒等，進一步將儒家思想政治制度化了，使用起來更得心應手。到了宋明，進一步發展成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都曾是統治者適用的思想。從漢代到清朝，儒釋道三家思想，在統治階級心目中的地位，在短時期內互有此消彼長。但儒家思想作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基本上一直沿用下來。儒家思想作為統治者的指導思想地位基本沒有變化，根基沒有動搖。但儒家思想的內部，也具有派別之爭，思想內容也得到不斷的演變和發展。在中國的封建時代，儒家思想運用得好的時期，社會就會和諧穩定發展；儒家思想運用不好的時期，社會就容易會出現動亂和麻煩。在中國封建時代，又主要是儒釋道三家思想互為此消彼長。儒家和道家應該都是本土資源，而釋家則來自域外。三家思想儘管會有必然的矛盾和分歧，但儒家思想不僅和本土道家思想互為融匯、和諧與貫通，即便是和來自域外的佛家思想，也能夠互相融匯、和諧與貫通。此消彼長期間，儒家思想的融匯和諧作用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因此可以說，儒家思想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相容性。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主要源自於孔子儒家“仁”的思想、“和合”思想等。關於“仁”與“和”的同類思想，闡發很多。主要是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諸如“仁者愛人”、“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泛愛眾”、“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正是儒家這一系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平共處的和諧思想，在中國封建時代得到了較好地運用，才會有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和平、和諧發展。至於明清以後，在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攻擊下，中國社會出現了新的動亂，那是需要探討的另外的一個問題。
在中國封建時代，長期得以存在的宗教派別主要有道教和佛教。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孔子儒家的思想和道教與佛教宣導理念多有想通和融會貫通之處。如孔子引導社會要達到“均、和、安” ，讓民眾得以生存繁衍，和平安定；統治者與勞動者都要按名分地位節制私欲，“克己復禮”，最終達到天下安定和平發展。佛教要普渡眾生脫離苦海，要求天下人無欲，或者節制欲望，為善修德，達到“四大皆空”而後達到佛的境界。道教就曾由葛洪進行了改革，他還提出了儒道雙修的主張，把道教的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結合起來。他甚至說，道教徒雖修煉老子之道，如果不忠、不孝、不仁、不恕、不信、不義，那麼，再勤於煉丹養性，也不能成仙。[3]北魏寇謙之進一步把儒家的綱常倫理作為道教的主要修行內容，作為禮拜煉丹的主要形式。南朝齊梁時陶弘景在儒道結合的基礎上，主張且踐行儒佛道三教融合。到了金代，王重陽創立全真教，主張道儒佛三教平等，出現所謂“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原來一祖風”。並把儒家《孝經》作為道教的必修經典。元代邱處機繼承了王重陽的清心寡欲思想，主張修道者應出家，斷絕一切塵緣，認為“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道教自葛洪改革之後，歷代大德道士都主張並實踐儒道雙修，甚或道儒佛三者同修。道教與孔子思想，尤其仁、恕、誠、信、孝、悌思想更為相通。[4]由此看來，中國封建時代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在諸多方面雖然具有分歧，但同時也有共同和諧發展、和平共處的歷史和實踐。而儒家在儒釋道和諧發展過程中，又具有主導作用，處於主導地位。
三、利瑪竇等和平傳教從儒家學說吸取智慧
西學東漸，一般認為是從明末清初開始的。清末出現了又一個高潮。與西學東漸相伴隨行的西方基督教的在華傳播。明中期開始，來自西方的傳教士，以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的面目出現，開啟了這種端緒。利瑪竇1582年來華傳教，被譽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但傳教士是帶著傳教使命來到中國的。從1583年到1724年雍正禁教，歷時140多年，主要是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等人為代表的傳教士在華傳教，同時，還傳播了西方科學文化。後一時期的西學東漸是從晚清的1811年開始 ，除了有更多的西方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下繼續進行西方宗教思想傳播。宗教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都會伴隨激烈的衝突。基督教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必然也有文化衝突，但也有值得關注的融合和貫通。一方面是傳教士主動地制定相關政策，另一方面是儒家思想所彰顯的和諧與包容特點。比如，利瑪竇在明朝入華傳教以後，最初看重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佛教和尚的智慧。利瑪竇受耶穌會差派，於1583年偕同羅明堅抵華，先到廣東肇慶，後於1589年前往廣東的韶州傳教。他一開始以為身披袈裟的和尚代表中國的智者，所以他也剃去頭髮，披上袈裟；後來才知道士大夫穿戴的是儒服和儒冠，受社會尊重、具有社會地位的人是儒家士大夫。於是，利瑪竇隨即改換了服飾，也自稱儒者。而且，還潛心研究中國經典，盡可能瞭解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並且注重從上層社會入手，引導下層社會，產生風行草偃效果。他認識到，贏得人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贏得儒家知識份子。他十分清楚，儒家學說作為知識份子的群體意識，在中國社會中佔據了維繫人倫秩序的主導地位。他還認識到：中國哲學家最有名的叫孔子。孔子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治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神聖。因此，利瑪竇改變了傳教策略，努力鑽研儒家經典，向人們表明他既是神學家，也是儒者。1595年在南昌刊刻《天學實義》（1601年在北京重刻前改名《天主實義》），盡可能試圖引用中國古代儒家傳統思想和天主發生聯繫。利瑪竇尤其還注意到儒家思想的和平功能。他高度評價儒家學說對治理國家、維持社會穩定與和諧上的巨大作用：“它（儒家經典）主要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儒家這一教派的最終目的和總的意圖是國內的太平和秩序。他們也期待著家庭的經濟安全和個人的道德修養……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5] 利瑪竇通過研究儒家經典對中國社會禮儀和習俗有了深刻的見解，以至認識到：中國人對孔子的尊敬並不是拜偶像，孔廟的祭祀本質上並不是宗教崇拜。孔子是中國社會原則的象徵。
利瑪竇因此對天主教某些重要的教規作了重大的變通，以適應中國社會。他所確立的傳教策略，被後世稱為“耶穌會的知識傳教政策”。利瑪竇借儒傳教，用和平溫柔的手段推開了中國對外閉關鎖國的大門，讓懷著無比自傲文化心態的儒家士大夫皈依了基督。在明朝萬曆年間，宮廷中不少宮女以及中宮太后、皇太后及太子均受洗歸主。
利瑪竇開創的大好局面在清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續。康熙親政之後，耶穌會士們又重新活躍起來。南懷仁深得康熙皇帝的賞識，視為“信賴的密友”，希望他“不離開身邊”。康熙在南懷仁的影響下，屢次重申了天主教不是邪教。1692年特別諭示各省，居住的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不宜禁止他們的行動。
啟蒙運動的領袖、著名法國哲學家伏爾泰（Francois- Marie de Voltaire,1694-1778），將中華文明的內在精神與啟蒙思想進行高層次融合，進而強有力地推動歐洲近代變革。他稱讚中國是世界上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尤其擅長政治治理和社會風俗的培養：“中國人很早就具備對社會有用的各種事情的知識和實踐，雖然在科學方面沒有取得像我們現在一樣的進展……但他們使道德至善至美，而這正是科學首要的東西。”[6] 中國之所以獲得如此至善至美的道德，孔子“實為天下唯一的師表”。孔子學說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們利己的欲望，從而建立起和平與幸福的社會，中國2000餘年來得以國泰民安。伏爾泰還認為， 中國道德與政治、法律的結合，即中國式的德治主義，是公正與仁愛的典範。確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 “仁義”、“公平”、“和諧”等思想，不僅建構了輝煌的中華文明，也為西方思想家霍爾巴赫、魁奈等所敬仰。
進入18世紀，西方傳教士伴隨著列強的堅船利炮再次進入中國，還建立了一個傳播機構廣學會。本以為可以靠大炮的威力就可以廣布教義而結果是收效甚微，於是他們不得不多方改變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學習利瑪竇，採取“孔子加耶穌”的政策，利用儒家思想，和平傳教。將《聖經》要義和儒家《四書》《五經》撮合起來。德國教士花之安進一步將他的傳教書《自西徂東》的五集標榜為“仁、義、禮、智、信”出版發行，利用儒家思想擴大基督教傳播。正如花之安在《自西徂東·自序》所言：“儒教言理，則歸於天命之性；耶穌道理，則歸於上帝之命令。仁義皆全，雖用萬物，而非逐物，是以物養物之心性，而物之精妙莫能違。此耶穌道理，實與儒教之理同條共貫者也。” [7]
四、結語
20世紀末，世界科學界的精英、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會議上得出的結論之一，是向25世紀前的孔子汲取智慧。進入21世紀，新的“戰國時代”已然到來，不僅地球上的戰火與爭端連綿不斷，甚至蔓延到宇宙空間，面臨著新的“星球大戰”。各個國家的國防部成為“大批殺傷平民部”[8]。大國爭霸，角逐實力，互相搞軍備競賽，武力征戰，不顧甚至犧牲弱小民族國家利益。孔子儒家的泛愛包容、關注民生、大同理想，正好順應了21世紀的時代要求，可以為構建一個新的和平與文明的世界提供歷史的借鑒。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社會歷史實踐表明，儒家思想不僅可以和本土的道家思想相互融合，也能夠和來自域外的佛家相互貫通，而且還可以和西方的基督教在某些方面實行“同條共貫”。可以說，儒家思想是博大寬容的，具有締結構建和諧社會的某種特性和本質。正如香港孔教学院湯恩佳博士所指出的那樣：儒家思想“能促進世界和平”[9]。
[1]費孝通：《在“北京大學社會學十年”紀念會上的講話》，1992年6月21日。見費孝通 著,傅光明 主編：《大家小品叢書•費孝通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1月版。
[2] 費孝通：《在“北京大學社會學十年”紀念會上的講話》，1992年6月21日。見費孝通 著,傅光明 主編：《大家小品叢書·費孝通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 劉兆偉：《孔子的“忠恕”之道與世界和平》。《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年01期。
[4]劉兆偉：《孔子的“忠恕”之道與世界和平》。《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年01期。
[5]毛峰:《中國照亮世界——“中國熱”、湯因比、社群主義民主與中華文明的普世價值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網，2010.9.27.
[6]毛峰:《中國照亮世界——“中國熱”、湯因比、社群主義民主與中華文明的普世價值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網，2010.9.27.
[7] 花之安：《自西徂東·自序》。轉自李明山：《中國近代編輯家評傳》，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
[8]據2004年09月30日《北京青年報》樂倩題名為《“諾貝爾和孔子懸案”獲解》的文章報導，在1988年巴黎召開的以“面向21世紀”為主題的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瑞典的漢內斯•阿爾文博士不僅提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他主要致力於空間研究，但他的研究工作無意中成為“星球大戰”的序曲，他批評西方各國國防部為“大批殺傷平民部”。
[9] 湯恩佳：《在洛陽關林國際朝聖大典開幕儀式上的致詞》。《湯恩佳尊孔之旅環球演講集》（第八卷），香港：孔
教學院榮譽出版，2004年9月版，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