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孔子形像變動
簡介：虞花榮（1975—），女，博士，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摘要：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經過歷代“層累的構造”，孔子形象已與原本的形象相距甚遠。本文主要分四個階段探討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孔子形象變動：50年代，孔子不再享有高高在上的思想領袖地位，成為諸子中的一員﹔文革時期，孔子被當做復辟倒退的代言人，受到激烈的批判﹔文革結束後，思想文化界對孔子及儒學進行再評價﹔90年代以來，國學熱興起，孔子再登聖殿。
關鍵詞：孔子形象 層累構造 儒學
孔子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雖然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是諸子之一，但經過歷代“層累的構造”，孔子原本的形像反倒逐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人為構建的孔子。這種孔子的形像隨著政治的變動而具有多重形像。漢代已有人稱孔子為“素王”，意為孔子有王者之德，無王者之位。換言之，“素王”就是思想文化領域的無冕之王。清代統治者封給他一個稱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概是二千多年中讀書人的最高頭銜。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子在中國文化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梁啟超說：“苟無孔子，則中國非復二千年來之中國。”可以想見孔子在中國文化之地位。孔子的形象由脫凡入聖到高踞聖賢之巔。直到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學堂興起，儒家文化耐以生存的晉升之梯倒塌了，儒學的獨尊地位開始動搖。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孔子的形像由聖界又回到了人間。民國時期，孔子形像雖然復雜，但基本上作為創立學派的思想家而存在。1949年後，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取得了統治地位，農民革命的盲動與空想使孔子的形像又在地域與天堂之間王府徘徊，仔細說來，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返回人間的諸子：50年代孔子形像
1949年，中國共產的奪去了中國大陸的政權，確立了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獨尊的地位，無論是儒學還是其他思想均處於從屬地位，並且接受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分析與評判。作為儒學創始人的孔子在儒學失去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之後，不再享有榮耀的聖賢地位。孔子回到了人間，和普羅大眾一樣成為凡間的一員，甚至因為其思想主張而被官方意識形態貶低。在50年代初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官方向廣大知識份子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要求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儒家思想作為傳統思想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檢驗與評價。這一時期，孔子不再享受高高在上的思想領袖地位，從而成為諸子中的一員。
二、復辟倒退的代言人：文革時期“批林批孔”與被扭曲的孔子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聲勢巨大的政治運動，也是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巨大變革。孔子的形像在這場政治與思想的浩劫中不斷沉淪，被當做復辟倒退的代言人，受到激烈的批判。
文革一開始，在政治思想領域揭批“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思想。孔子被烙上了封建主義代言人的形像，受到批斗。文革中的造反派對於批孔樂此不疲，1966年11月，造反派領袖，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下，率領200多人到山東曲阜造“孔家店” 的反，砸毀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各種字畫九百多幅，毀石碑一千餘座。毀壞孔廟，破壞孔府、孔林。全國其他地區也都開展了類似的破壞活動，毀壞與孔子有關的文物古跡。掀起了批孔運動的高潮。
對孔子的批判與形像的破壞不止如此。1973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認為，法家在歷史上是向前進的，儒家是開倒車的。相距兩千多年的孔子與林彪被政治捆綁到一起成為批判的對像。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中共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小冊子，“批林批孔”運動遂在全國開展起來。這個運動從1974年年初開始，歷時半年左右。在這期間，江青等借“批林批孔”之機，搞“影射史學”，批所謂“現代的儒”、“黨內的大儒”，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他們借批林彪“克己復禮”，影射周恩來1972年以來進行的調整工作是“復辟倒退”、“右傾回潮”等。後來，因為毛澤東發現江青等借“批林批孔”運動之名而另有圖謀，結束了這次運動。這次運動的主題是儒法斗爭，孔子被貶稱為“孔老二”、“復辟狂”，其形像是保守退步的，而法家則代表改革進步的一面。
批孔不僅局限在政治運動領域，思想界也被號召起來揭批孔子。令人痛心的是，在這一波的反孔運動中，一批原來尊孔的文化人淪喪為批孔的主力，最為典型地是郭沫若與馮友蘭。
郭沫若原來是尊孔的。他不像五四時代一些追求進步的青年一樣站在“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下，而是表現出尊孔的文化傾向。他在給宗白華的信中曾說：“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義﹔要說他是哲學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論’底思想﹔要說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底動態的教育原則﹔要說他是科學家，他本是個博物學者，數理的通人﹔要說他是藝術家，他本是精通音樂的﹔要說他是文學家，便單就他文學上的功績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難推倒的：他刪《詩》、《書》，筆削《春秋》，使我國古代文化有系統的存在，我看他這種事業，非是有絕倫的精力，審美的情操，藝術批評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說孔子是個‘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說孔子是個中國的‘罪魁’、‘盜丘’，那是未免太厚誣古人而欺示來者。”在郭沫若的眼中，孔子是個百科全書式學者和思想家。到了40年代，郭沫若《十批判書》出版，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系統地肯定孔子的歷史地位：“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級中的先驅者”，“孔子的立場是順乎時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
可是，文革開始後，郭沫若對孔子的評價發生了有趣的轉變，這種轉變並非來自學術的研究，而是伴隨著政治的沉浮。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麼喜歡孔夫子。贊成說他代表奴隸主、舊貴族的觀點，不贊成說他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因此郭老的《十批判書》崇儒反法，我也不那麼贊成。”林彪外逃事件以後，毛澤東又說：林彪罵我是秦始皇，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他還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郭沫若得知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便開始調整自己的觀點。這個觀點的調整並非一步到位，而與政治的張力密切相關。原先他曾把中國古代社會奴隸與封建制的分期放在秦漢之交，20世紀50年代，他改為春秋戰國之交，這樣秦始皇就不再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表，而成為新興封建階級的代表。這種劃分符合毛澤東對歷史的定位。同時，他還為中國歷史上被認為是暴政的統治者商紂王、曹操、武則天等一一翻案，以呼應毛澤東的觀點。不過，“文革”初期，郭沫若仍然持尊孔的態度。“批林批孔”運動時，毛澤東還把郭沫若當成了贊成孔夫子、反對秦始皇的代表。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對王洪文和張春橋說：“郭老在《十批判書》裡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 在此之前的1973年5月，毛澤東寫了一首五言詩：“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同年8月5日，毛澤東又作《讀〈封建論〉，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二首詩作，意在“批林批孔”，政治意圖明顯。此時的郭沫若，大概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於是小心賦詩《春雷》一首回應毛澤東：“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判宣孔二有餘辜”，郭沫若對孔子的評價來了個急轉彎，在政治的漩渦中，郭沫若以修正自己的觀點，屈服讓步而告終。直到臨終，郭沫若沒有再修改對孔子的評價。
如果說郭沫若是個革命文人，對歷史的評價服從政治需要，觀點的修訂適應時代。那麼，作為現代新儒學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馮友蘭對孔子評價的轉變則令人扼腕。馮友蘭原本崇奉儒學，推崇孔子，可是，“文革”的壓力令他驚恐，為了生存，迎合當權者和官方的意識形態，用馮友蘭自己的話來說，“有嘩眾取寵之心”。“文革”即將結束時，馮友蘭發表了《論孔丘》一文，文章表面討論孔子的歷史定位問題，其實是馮友蘭向中國共產黨交的一份檢查。馮友蘭在《論孔丘》中用“偽”“盜”兩個字概括孔子的一生，對孔子進行嚴厲的批判，全盤否定。孔子提倡的“仁愛”也被認為是虛偽的。《論語》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向被認為是倫理學的黃金律也被否定，看做奴隸主貴族“縱欲”的表現。
三、新啟蒙思潮與孔子形象
文革結束後，隨著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思想文化領域也開始反思，官方雖然一再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可動搖，但西方思潮還是從微微打開的大門縫隙中擠了進來，給思想文化領域吹進了新鮮的空氣，思想界習慣上稱“文革” 後的十年中國思想運動為新啟蒙，因為它直接呼應五四啟蒙運動。但在面對傳統的態度上，不像五四時代那樣激烈狂飆。新啟蒙運動也呼喚對傳統的反思與再評價，首當其沖的就是孔子及儒學的再評價問題。
1978年7月18日，《光明日報》史學版頭條用通欄標題、四分之三版面刊登了上海青年教師陳增輝的《孔子教育思想試評》一文，文章認為：孔子的教育思想要辯証地看，如“有教無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觀點是“值得肯定的”。日本共同社駐北京記者福原當天發回一篇報道稱該文是“文革後第一篇正面評價孔子的文章出現了”。二十多天後的8月12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著名學者、《歷史研究》編輯龐朴的文章：《孔子思想再評價》，文章進一步提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也要全面看待，不能全盤否定。這篇文章隨即引起很大反響，可謂學術界全面重評孔子的標誌之一。此後，重估孔子的文章，在各類雜志上研討會上越來越多地涌現。
與此呼應，歷史教科書對孔子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1978年3月的全國通用初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中，關於孔子的章節，標題是“孔子的反動思想”，結尾是“孔子的反動思想，後來在封建社會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雖然政治定性仍是否定的，但“孔老二”這一蔑稱不見了。同年12月底，全國初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關於孔子的章節的標題刪除了“反動”二字，改為“孔子的思想”這一中性表達 。
黨媒對孔子研究與評價也表現出積極態度。1980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三年來的孔子評價》，以1978年夏季為界，把文革後的孔子評價分為兩個時間大體相等的階段。文中說，“敢於重新提出學術上的是非，把孔子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來研究，明白說出自己的觀點，是評價進入第二階段的特征。”
伴隨著對孔子評價的改變，涉及孔子或孔子研究的組織也開始出現。1983年，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到山東曲阜視察，批准山東省成立一個孔子基金會，籌集經費以修復在文革中遭破壞的孔墓、孔廟、孔林。她還指定由時任國務委員的谷牧牽頭來做。1984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國家支持的群眾性學術團體中國孔子基金會，谷牧任名譽會長，南京大學前校長匡亞明任會長。
1989年10月，“孔子誕辰254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來自25個國家的300多名學者參加。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主持了大會，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發表了講話，稱“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遺產，應當吸取精華，去其糟粕，繼承發揚。”這是數十年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公開發表對孔子的正面評價。
四、再登聖殿：國學熱與90年代以來孔子的形像
1989年後，中國大陸的新啟蒙思潮隨著89風波的熄滅而被斬斷，思想界又回復到萬馬齊喑的死寂局面。不過，這對孔子研究或許是個好時機，因為思想讓位於學術，國學熱凸顯，孔子的研究得到了加強，特別是在中國哲學界與中國歷史學界，孔子研究成果越來越豐富，孔子的形像越來越正面，評價越來越高。1992年，編輯出身的歷史學者王宏志主編的全國義務教育初中歷史教科書中，孔子已成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還增加了畫像、語錄等諸多正面肯定內容。在出版方面，有關孔子與儒學研究的書籍越來越多。在高等學校與科研院所，孔子的研究成為顯學。以孔子命名的研究機構也越來越多。甚至對外漢語教學機構也被稱作“孔子學院”。曾經一度，孔子的塑像被放置在人民大會堂東側的國家歷史博物館旁供人瞻仰，這是任何其他思想家不可企及的。
五、結語：政治風浪中孔子形像
已故吉林大學教授金景芳先生曾留下這樣一段文字：“應當看到，中國自孔子生時起，一般說，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亂世都反孔。其道理在於孔子的學說維護社會安定秩序有利，對破壞社會安定秩序不利。而社會當革命時期重在破，不破除舊秩序，不能建立新秩序。社會當建設時期，也就是建立新秩序的時期重在立，不能再破了，舊的新的將同歸於盡，不會有好的結果。”（見《孔子新傳》，長春出版社版。）金先生的觀點我是贊同的，也基本符合1949年以來孔子形象的歷史軌跡。縱觀1949年來孔子形像，作為革命黨的中共在革命中不需要孔子這樣一個守成的思想者，因為對孔子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革命初成時，革命黨的政治思維還沒有調整過來，仍然表現為打江山的革命姿態，孔子形像當然被批判。隨著官方由革命思維轉到建設思維上來以後，孔子的形像也發生了改變，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