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徽桐城张氏家教家风传承述论 – 赵 振

摘要:以张英、张廷玉为代表人物的安徽桐城张氏家族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门望族,子弟登高科、仕显宦者代不乏人,这是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家教家风的教育与引导分不开的。尤其是张英、张廷玉父子更是发挥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他们一方面对先辈传下的家教家风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以家训文本的形式将其传承下来;另一方面又根据各自的实践和经验对其加以丰富和发展,从而为子弟的成长和家族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张氏家族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

  关键词清代  桐城  张氏家族  家庭教育  家风传承

    清代桐城张氏家族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门望族,其六世祖张淳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从此开启了张氏家族科举仕宦的历程。至九世祖张英于康熙六年(1667)又考中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自此以后,张氏家族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子弟登高科、仕显宦者代不乏人,先后出了两位宰相、十二位进士,四世为经筵讲官,六代为翰林,“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已”[[1]]。纵观张氏家族发展的历史,严谨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家风熏陶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张英、张廷玉父子撰写的家训,对张氏家族的家教家风传承更是发挥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了子弟的健康成长和家族的兴旺发达。

一、张氏家族良好家教家风的形成

    明清时期桐城张氏家族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是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家教家风的熏陶分不开的。张英的曾祖父张淳为人孝悌,“事王母及庶母以孝闻,抚弟侄尤极友爱”[[2]]。为官有政声,初任永康县令时,“为循良第一,所至有廉能声”,并因断案迅捷,被当地百姓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宋代的包拯。关心民众疾苦,当时永康百姓因生活贫困,生了女儿大多弃之不养,他“劝诫备至,贫无力者捐俸量给,全活无数”[[3]]。后任湖广荆岳备副使时,因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当地盗匪猖獗,他认为“盗繁率由民饥,不振之,盗未易止也”,于是便“捐俸钱以倡富室,又出公费千金为百姓偿逋”[[4]],因此受到百姓的爱戴。

    张淳之子、张英的祖父张士维,为人谦谨,“虽席华胄,无上人之色”。父亲张淳曾教导他说:“闻汝兄弟居家敦朴,且勤读书,甚慰。此可以养德,亦可以养福。语云:‘盛极衰至,福过灾生。’造物之定理,前哲之明训。近世儒者司马君实(司马光)、邵康节(邵雍)尤惓惓言此,思深而虑远矣。”于是他禀承家训,“愈自谦敕,以利济为事。人不及知,行之愈力”[[5]]。因此在乡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至“乡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麟威风”[[6]]。

    张淳之孙、张英的伯父张秉文,忠君报国。崇祯年间任山东左布政使时,适逢清兵大举南下,围困济南,他率领数百士兵死守,城破后,“擐甲巷战,被箭死”。曾遗书家人说:“身为大臣,当死封疆。”[[7]]其夫人方孟式亦守忠节,在济南城被围时就抱定与丈夫一同赴死的决心,她对张秉文说:“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并严厉斥退了请求她与孩子一同撤退的家人,毅然坚持留了下来,并在城破后与妾陈氏一起投大明湖而死[[8]]。而他们的三个儿子克倬、克仔、克佑等则继承父母之志,在清朝统治之后一直坚持守节不仕,可谓一门忠烈。

    张英的父亲张秉彝为人孝友纯笃,由于其兄张秉文长年在外做官,父母亲年老,他便绝意仕进,在家赡养父母,“孝养诚顺,甘毳之奉,定省之勤,数十年无间”。并且在张秉文为国捐躯后,他又不顾兵荒马乱的危险,“走数千里外,扶三榇及藐孤归,经纪其丧”,把张秉文与其妻妾的灵柩运回安葬,将其孩子接回抚养。他生性俭约,不事奢华,“于声色华丽之物绝无所嗜好,一羔裘衣三十年,虽敝不忍易。时以‘惜物力,留有馀’为训。”但却乐善好施,“遇人之急,不啻身受”。特别是在家乡桐城受灾时,他“设粥糜以济饥者,全活甚众”。敦睦宗族,“置义田数十亩以赡族人,……族之人贫不能婚丧,及有志不能就学者,咸赈给之”。与人交往“蔼然以和,肃然以敬,未尝有疾言遽色。遇人有过则微词以动之,乡人孺子相对皆无侮容”。教导子弟“以孝谨纯悫,读书立行为先”,“惟益自勉励,以无贻前人羞”[[9]]。并且在儿子张英显贵后,他还谆谆告诫说:“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祖宗积德累世,以及于汝,循理安命,毋妄求也!”[[10]]对子弟要求可谓严矣。

张英的母亲吴太君持家勤俭,丈夫张秉彝掌管家政时,她“躬节俭以佐之,衣缟茹粝。每自方桓少君督诸妇事织紝,布缕丝枲之工緻,无有出其右者”。但与丈夫一样乐善好施,“姻党中贫不能振者,婚丧不能自举者,子女不能自育者,太君咸助之”。她孝顺公婆,“婉颜愉色,内外无间。……一饮一膳,非亲调不敢进”;与妯娌们关系融洽,“处姑姊妯娌间,尤巽顺和睦。……人皆敬爱之,闺门之内咸取则焉”。并且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都严格督促子弟读书学习,为他们“择贤师良友,脱簪珥以佐束脩”。特别时当时因家乡发生兵祸而避难金陵时,“所僦屋甚隘,迁徒无定居。太君必先营书室,隔窗听咿唔声,入深夜不倦,则色喜。”并让丈夫张秉彝出数百个题目写在纸上,“作大斗贮之”,遇到考期就让子弟“掣签命题,文未毕不令就寝”。所以张英认为在当时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下,家中子弟并未因此而荒废学业,皆“太君之教肃也”[[11]]。

    张英的妻子姚氏,出身桐城另一名门望族姚氏家族,知书识礼,“事母方太夫人至性纯孝,待昆弟子侄慈爱周洽”。嫁给张英后,“事予诸兄极恭谨,待诸弟诚爱笃至,训诸子女皆有规矩准绳”。对他人有爱心,“待庶子女踰于所生。童仆、臧获,皆知其艰苦,恩恤周至”,“宗族乡党惠爱周挚,……家居淡泊,不能多推解以济人,而以贫乏闻者,必拮据以及之,而此心恒恻然不宁”。因此被邻居呼为“老佛”[[12]]。持家节俭,在张英初入仕途时,家中生活还比较困难,经常靠典当东西来维持家人生计。但尽管如此,当她听张英说有人打算馈赠其千金时,便义正辞严地劝诫道:“贫家或馈十金五金,童仆皆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所从来,能勿惭乎?”后来随着张英职位的升迁,俸禄也不断增多,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但她仍不改其节俭的本色,“居常茹素,不事珠玉、纨绮,衣浣濯躬自补缀。一青缣旧衫,数岁不易”[[13]]。她教子严谨,特别是在儿子们踏入仕途后,每逢乡试、会试等重大时刻,她就告诫他们说:“自予为汝家妇,见汝父于试事皆冰清玉洁,……虽得咎朋友,不敢屈挠,从来无一字闲言,……汝等宜谨守之,不可以一字与人口实”[[14]]。并且每次给在京做高官的儿子张廷玉写信时,“必勉以勤慎供职,上报国恩”[[15]]。以至于连康熙帝都称赞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16]]

    总之,张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家教实践,言传身教,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了忠君报国、为官勤政、为人谦和、仁爱孝友、乐善好施、教子谨严、读书上进、节俭持家等良好的家教家风,从而为子弟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并成为张氏家族长久兴盛不衰的法宝。

二、张英、张廷玉父子家训及对家风的传承

    作为张氏家族第九代和第十代代表人物的张英、张廷玉父子,是张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并在家教家风的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一方面他们自觉秉承先辈传下的家教家风,严格约束自身和家人,把张氏家族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另一方面对先辈传下的家教家风进行认真的总结,先后撰写了《聪训斋语》、《恒产所言》、《澄怀园语》等家训著作,把张氏家族长期以来的家教实践及所形成的良好家风以文本的形式传承下来,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发扬光大。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教子立德。

    张英、张廷玉生活的时期正是张氏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父子先后入相,子弟连登高科。但鼎盛的背后往往也伴随着危机,对此他们有清醒的认识。张英指出:“古称‘仕宦之家,如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旨哉,斯言可为深鉴。”[[17]]张廷玉则云:“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则人之伺之益密,而论之亦愈深,防检稍疏则身名俱损。”[[18]]因此他们认为教育子弟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就是立德,也就是所谓的“立品”,培养子弟学会做人。张英说:“世家子弟,原是贵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骄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则人之钦重,较三公而更贵。”[[19]]也就是说,张氏子弟出身官宦世家,应当表现得比一般人更有教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为此,他们一方面要求子弟做到循理安命,随分知足。张英指出:“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于天多寡之数也。……董子曰:‘与之齿者,去其角,傅之翼者,两其足。’啬于此则丰于彼,理有乘除,事无兼美。……既知命不能违,则尽有不必趋之利,尽有不必避之害,而为忠为孝,为廉为让,绰有余地矣!”[[20]]这就是说,上天已经给予了自己优裕的生活条件,绝不能再有过分的奢求,而是要懂得珍惜。正如张英所说:“汝辈既享席丰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岂不诚难?惟有敦厚谦谨,慎言守礼,不可与寒士同一般感慨欷歔,放言高论,怨天尤人,庶不为造物鬼神所呵责。况父祖经营多年,有田庐别业,身则劳于王事,不获安享,为子孙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宁不大可惜耶。”因此要求子弟不能任意妄为,而是要努力“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21]]。

    另一方面是求子弟学会谦恭忍让。张廷玉指出:“古人以‘盛满’为戒。……盖席丰履厚,其心易于放逸,而又无端人正士、严师益友为之督责匡救,无怪乎流而不返也。譬如一器贮水盈满,虽置于安稳之地,尚虑有倾溢之患;若置之欹侧之地,又从而摇撼之,不但水至倾覆,即器亦不可保矣。处‘盛满’而不知谨慎者,何以异是? ”[[22]]也就是说,官宦世家子弟由于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往往容易滋生骄傲与自满,这样就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祸患。因此他们要求子弟做到戒满与谦逊。张英说:“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让’为宝,左氏曰:‘让,德之本也。’……自古衹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翻以酿后来之祸患也。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23]]并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和监督,“人有非之、责之者,遇之不以礼者,则平心和气,思所处之时势,彼之施于我者,应该如此,原非过当;即我所行十分全是,无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况我岂能全是乎?”[[24]]这样,自己一味谦和谨饬,则“人情服而名誉日起。”[[25]]而至今还在桐城民间流传的“六尺巷”的故事就是很好的写照。据说当年张英在京城做宰相时,家人因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而向他求助,他特地赋诗一首作为回信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信后,便遵照张英嘱咐主动让出三尺地基,而邻居深受感动,亦后撤三尺,于是两家之间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这充分说明了谦让不但不会使自己失去什么,反而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其二,教子读书。

    由于张氏家族是靠科举起家的,读书考科举就成为维持其家族兴盛不衰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子弟的读书学习。张英指出:“至举业,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开场大比,专视此为优劣。人若举业高华秀美,则人不敢轻视。每见仕宦显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后无读书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后有读书之人也。”[[26]]为此,他们对子弟的读书学习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一是对科举时文要精读多练,以达熟能生巧之目的。张英说:“时文以多作为主,则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谿径自熟,气体自纯。读文不必多,择其精纯条畅,有气局词华者,多则百篇,少则六十篇。神明与之浑化,始为有益。若贪多务博,过眼辄忘,及至作时,则彼此不相涉,落笔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灵,词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润。记诵劳神,中无所得,则不熟不化之病也。……古人言‘简练以为揣摩’,最是立言之妙,勿忽而不察也。”[[27]]二是读经典要趁幼年时读,因为幼年精神专一,记忆力强,所读经典往往历经多年而不忘。张英指出:“凡读书,二十岁以前所读之书与二十岁之后所读之书迥异。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然提起,尚可数行成诵。若壮年所读,经月则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长壮后,虽倍蓰其功,终属影响。……且幼年之所以读经书,本为壮年扩充才智,驱驾古人,使不寒俭,如蓄钱待用者然。”三是读书要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张英指出:“古人之书,安可尽读?但我所已读者,决不可轻弃: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毋贪多,毋贪名;但读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诵,然后思通其义蕴,而运用之于手腕之下。如此,则才气自然发越。若曾读此书,而全不能举其词,谓之‘画饼充饥’;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谓之‘食物不化’。二者其去枵腹无异。汝辈于此,极宜猛醒。”[[28]]

但尽管如此,他们却反对把考取功名作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认为读书不仅可以考科举、继家声,更重要的是可以充实自己、提高自身修养,并以此“涵养心性”。张廷玉指出:“凡人得一爱重之物,必思置之善地以保护之。至于心,乃吾身之至宝也。一念善是,即置之安处矣;一念恶,是即置之危地矣。奈何以吾身之至宝,使之舍安而就危乎?亦弗思之甚矣!”[[29]]意思是人善于保护和调养身心,使之远离各种危险。而养心的最好方法就是读书,正如张英所言:“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每见堪舆家平日用磁石养针,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每见人栖栖皇皇,觉举动无不碍者,此必不读书之人也。”也就是说,读书可以养心,可以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安顿之所,因为读书之人了解历史,洞悉世事,能用自己学到的智慧化解心中之事。张英指出:“且从来拂意之事,自不读书者见之,似为我所独遭,极其难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细心体验耳。即如东坡先生殁后,遭逢高(宗)、孝(宗),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当时之忧谗畏讥,困顿转徙潮(州)、惠(州)之间,苏过跣足涉水,居近牛栏,是何如境界?……诚壹平心静观,则人间拂意之事,可以涣然冰释。若不读书,则但见我所遭甚苦,而无穷怨尤嗔忿之心,烧灼不静,其苦为何如耶?……故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30]]因此,他们强调子弟无论是否走科举之路,都要加强读书学习,以提高自身修养。正如张英所说:“虽至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性,亦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迟速也。”[[31]]

其三,教子择交。

    人生不可无友,但交友须谨慎,因为朋友的好坏对个人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诚如张英所言:“朋友之言,则投若胶漆,契若芳兰。所与正,则随之而正;所与邪,则随之而邪。”[[32]]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子弟的交友问题,尤其是年轻子弟,因为他们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再加之缺乏社会经验,往往对朋友盲目信任和依赖,一旦误交匪人,其后果不堪设想。张英指出:“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此时知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从前四事(指立品、读书、养身、俭用),遂荡然而莫可收拾矣!”[[33]]对此,张英有极其深刻的体会,他说:“择交之说,予目击身历,最为深切。此辈毒人,如鸩之入口,蛇之螫肤,断断不易,决无解捄之说,尤四者(指读书、守田、积德、择交)之纲领也。”[[34]]因此他专门镌刻“保家莫如择友”印章一枚以示子弟,促其时时警醒。但是,由于张氏家族是官宦世家,其子弟总是社会上三教九流争交的对象,这样就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种种麻烦,甚至还会招致一些祸端。正如张英所言:“平居则有酒食之费、应酬之扰。一遇婚丧有无,则有资给称贷之事,甚至有争讼外侮,则又有关说救援之事。平昔既与之契密,临事却之,必生怨毒反唇。……况且嬉游征逐,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滋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35]]所以他们一方面要求子弟简交游,并以东晋王导的名言“门无杂宾”来教育子弟不可滥交。张英说:“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门无杂宾’,此最有味。大约门下奔走之客,有损无益。主人以清正、高简、安静为美,于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动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则欣动其主人;主人不可动,则诱其子弟,诱其僮仆。外探无稽之言,以荧惑其视听;内泄机密之语,以夸示其交游。甚且以伪为真,将无作有,以徼幸其语之或验,则从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处权势之地,尤当远之益远也。”[[36]]另一方面要慎择友,特别是要能够正确地区分益友与损友。张英指出:“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若鸾凤,宝之如参苓,必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37]]并要求子弟一定要远离那些淫朋匪友,张英说:“今亲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则踪迹常令疏远,不必亲密。若朋友,则直以不识其颜面,不知其姓名为善。比之毒草哑泉,更当远避。”[[38]]如此以来,就可以避免许多麻烦与祸患,正如张英所言:“寡交择友,则应酬简而精神有余。不闻非僻之言,不致陷于不义。”[[39]]

其四,教子治家。

    张氏家族一贯主张持家节俭,反对奢靡浪费,特别是张英、张廷玉父子虽然身份显贵,但仍不改简朴本色,张英“归田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惟著绒、褐、山茧、文布、湖紬,期于适体养性。冬则羔裘,夏则蕉葛,一切珍裘细縠,悉屏弃之”[[40]];而张廷玉“生平无声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无所营”[[41]]。因此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奢华的生活,对于家中所用的器物认为适用即可,不必华美。张英指出:“人生于珍异之物,决不可好。……瓷器最不当好。瓷佳者必脆薄,一盏值数十金,僮仆捧持,易致不谨,过于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欢燕,亦鲜乐趣,此物在席,宾主皆有戒心,何适意之有?瓷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纵有倾跌,亦不甚惜,斯为得中之道也。”[[42]]张廷玉侍奉雍正帝时,蒙恩赐居庭宇华敞的戚畹旧园,但他“寝处其中十余年矣,而器具不备,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至于“王公及友朋辈多以俭啬相讥嘲”。对此张廷玉解释说:“非俭啬也,叨蒙先帝屡赐内帑多金,办此颇有馀赀。但我意以为: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购致拣择而后用之,是我为物所用也。我为物用,其苦如何?陶渊明之不肯‘以心为形役’者,即此义。况读书一生,身膺重任,于学问政事所当留心讲究者,时以苟且草率多所亏缺为惧,又何暇于服饰器用间,劳吾神智以为观美哉?”[[43]]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吝啬,而是不愿成为物质的奴隶,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在物质追求方面花费的时间过多,其它方面毫无疑问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他们主张过淡泊的生活。张英说:“老氏以俭为宝。不止财用当俭而已,一切事常思节啬之义,方有余地。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非;俭于交游,可以择友寡过;俭于酬酢,可以养身息劳;俭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俭于思虑,可以蠲烦去扰”[[44]]张廷玉则指出:“万病之毒,皆生于浓。浓于声色,生虚怯病;浓于货利,生贪饕病;浓于功业,生造作病;浓于名誉,生矫激病。吾一味药解之,曰:‘淡。’吁,斯言诚药石哉!”[[45]]也就说,人生甘于淡泊,不仅可以达到节俭的目的,还有利于修身养性,可谓百益而无害。

    但要想真正实现节俭的目标,首先就得有一套具体的规范来遵守。为此张英借鉴南宋陆九韶“量入为出”之法,为家人制定了一套家产管理的方法。他说:“以一岁所人,除完官粮外,分为三份。存一份以为水旱及意外之费,其余二份析为十二份,每月用一份,但许存余,不许过界。能从每日饮食杂用加意节省,使一月之用常有余,别置一处,不入经费,留以为亲戚朋友小小周济缓急之用,亦远怨积德之道,可恃以长久者也。”[[46]]这样不仅可以持家,还可以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来做慈善,救济有困难之人,可谓是一举两得。其次是培养子弟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为此他们主张要让子弟经常参加一些生产活动,体会劳动之艰辛,从而懂得珍惜财物。张英指出:“子弟不可不令其目击田家之苦,开仓粜谷时,当令其持筹。以壮夫之力不过担一石,四五壮夫之所担仅得价一两,随手花费了,不见其形迹,而已仓庾空竭矣!使稍有知觉,当不忍于浪掷。奈何深居简出,但知饱食暖衣,绝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47]]而要想养成节俭的习惯,关键是要让子弟从小就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张英说:“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见人厌之曰‘悭’,笑之曰‘啬’,诮之曰‘俭’,辄面发热。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诮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讳。”[[48]]这样,子弟才不至成为人人不齿的败家子,才能维持家业不坠。

其五,教子为官从政。

    张氏家族是官宦世家,尤其是张英、张廷玉时期更是达到顶峰,子弟入朝为官者先后有达数十人。这在他人看来是极荣耀之事,但在株连成风的封建社会里,也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着不慎,就会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对子弟进行为官之道的教育。首先是强调为官要清正廉洁。张廷玉认为:“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而养廉的关键是要能够经受住钱财的诱惑,他说:“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 ”并且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财物,往往来得易也会散得快。正如张廷玉所言:“‘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平生锱铢必较,用尽心计,以求赢余,造物忌之,必使之用若泥沙,以自罄其所有。夫劳苦而积之于平时,欢忻鼓舞而散之于一旦,则贪财果何所为耶?”因此要求子弟做到“非道非义,一介不取”[[49]]。也就是说,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取财富,不能贪求不义之财。

    其次是要勤于政事,忠于职守。张廷玉在家训中引用明代吕坤的话说:“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圣贤胼手胝足,劳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后乐;众人快欲适情,身尊家润,惟富贵之得而后乐。”[[50]]也就是说,当官不是享受,而是意味着责任担当,必须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认为如果不能尽忠职守,就要及时隐退。张廷玉指出:“臣子事君,能供职者,以供职为报恩;不能供职者,即以退休为报恩。盖奉身而退,使国家无素餐之人,贤才有登进之路,亦报恩之道也。”[[51]]也就是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当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钟,绝不能成为尸位素餐之人。

    另外是要做到公正无私。张廷玉说:“人臣奉职,惟以公正自守,毁誉在所不计。盖毁誉皆出于私心,我不肯徇人之私,则宁受人毁,不可受人誉矣! ”[[52]]特别是科举考试,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不容存丝毫私心。张廷玉指出:“后世取士舍科目,更无良法,但在主考同考官公与明耳!虽所得之士,不能尽备国家之用,而司其柄者,能公正无私,使天下士子安于义命,则士心自静,士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53]]并且只有自己做到正直无私,才能够正身率下,正如张廷玉所言:“臣率属之道:非但以我约束人,正须以人约束我。我有私意,人即从而效之,又加甚焉。如我方欲饮,则下属即欲饮酒;我方欲饮酒,则下属即欲肆筵设席矣。惟有公正自矢,方不为下人所窥。一为所窥,则下僚无所忌惮,尚望其遵我法度哉? ”[[54]]也就是说,己正方能正人,自己做事公正,下属自然不敢为非。

    综上所述,张英、张廷玉父子对张氏家族数代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家教家风进行了认真总结,并以家训文本的形式将其传承下来,同时又根据各自的实践和经验加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强调子弟要知足、戒盈、谦让等。因为张英、张廷玉时期是张氏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但常言说:“树大招风”,“盛极必衰”。况且当时朝中已经出现了要求抑制张氏家族发展的声音,如左都御史刘统勋曾上疏言:“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5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有更加严厉地约束子弟,严格规范他们的生活、交游与从政等,希望以此来维护家族的长盛不衰。清人马其昶指出:“张氏当隆盛时,其子弟无不谨敕谦约,可为大臣家法。”[[56]]也就是说,张氏家族之所以未重蹈前人覆辙,而且能够长久保持兴盛,不能不说是与张英、张廷玉的严谨教导分不开的。

三、张氏家族良好家教家风的影响

    张氏家族良好的家教家风对子弟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与引导作用,张英曾回忆父亲张秉彝对自己的影响说:“父亲赠光禄公拙庵府君,予逮事三十年,生平无疾言遽色,居身节俭,待人宽厚。为介弟,未尝以一事一言干谒州县,未尝呈送一人。见乡里煦煦以和,所行隐德甚多,从不向人索逋欠,……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尝送一人于捕厅,令其呵谴之,更勿言笞责。愿吾子孙,终守此戒勿犯也。”[[57]]而张廷玉亦多次提到父亲张英对自己的影响,说:“廷玉自少服习先公庭训,于立身行己之道,兢兢绳检,罔敢逾越。”[[58]]又说:“先公于赌具中最恶马吊(指一种赌博用的纸牌),谓其有巧思,聪明之人一入其中,即迷惑而不知返也。曾刻一印章,曰:‘马吊淫巧,众恶之门;纸牌入手,非吾子孙。’时先公官京师,玉居里门,命于写家禀时,用此印章于楮尾,触目警心。玉谨受教,终身未尝习此。”[[59]]特别是父亲不爱看戏一事,对他更是影响至深。张廷玉指出:“《聪训斋语》曰:“余性不爱观剧,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徒有应酬之劳,而无酣适之趣,不若以其费济困赈急,为人我利溥也。’……先公之垂训如此。玉生平亦不爱观剧,盖天下之乐,莫乐于闲且静。……若日事笙歌,喧哗杂处,神志渐就昏惰,事务必至废弛,多费又其余事也!”[[60]]上行而下效,其家教家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其它诸子孙亦能秉承家教家风,如张英长子、张廷玉兄张廷瓒,为人谦和、淳厚孝悌、持家节俭,乐善好施,“与朋友素悫慎谦和,未尝雌黄人物,尤不敢急于进取。每有迁除,则逊谢不安。事父母先意承志,四十余年未尝有一语逆父母之意。待兄弟至性友爱,廷玉同居赐第,教之诲之,备极周至事。伯叔昆季,遇姻娅,皆敦厚有礼。处家极俭约,绝无纨绮之习,而推解以赈贫乏则不惜。”[[61]]特别是康熙十四年(1675)他任山东主考时,牢记父亲“词臣无多任事,所恃以报国家育人材者,惟在典试”的教导,尽心竭力,务得真才,并与同事一一封神立誓,结果此次考试“风清弊绝,尽拔单寒。山左士人,无论售与不售,皆极口赞服,至勒石以纪之”。甚至连张英也感叹说:“此其生平自信,不少宽假,亦余之家训也。”[[62]]而张廷玉长子张若霭,为人孝悌,“母吴夫人病,衣不解带,奉侍汤药,延请名医,至屈体以下之,自此精究方书,稍通岐黄之术”,“抚弟若澄体恤备至,若澄幼多病,尝患腹疾,一夕数十起,若霭时甫成童,昼则入塾,夜即坐于榻前,劝母先寝,为若澄说杂剧传奇,以娱其意,达旦不倦。幼弟若淑、若渟皆异母生,抚之一如若澄”。和睦亲族,“奉尊长以敬诚,事兄妹以和顺,族党婣娅之间从无间言”。与人交往谦诚有礼,“寒士有急则倾囊以赠之,生平不设城府,或以非礼加之,绝不与校,若竟不知者”。为官勤慎,“自通籍后,即留心政务,……任光禄卿时,慎重经费,厘剔弊端,有所条奏,皆见施行。任通政时,与秋审班推详谳词,倍极矜慎……全活实多”[[63]]。其可谓不愧家教矣。

    其次,良好的家教家风也为张氏家族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声誉,人们往往用“恪守家教”、“不愧家风”等来评价张氏子弟。如康熙帝称赞张廷玉及其弟张廷璐说:“汝兄弟皆能如此,不愧家风矣。”[[64]]雍正帝则称赞张廷玉长子张若霭说:“张若霭禀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65]]而乾隆帝亦评价说:“内阁学士张若霭,在内廷行走十余年,小心勤慎,能恪遵伊父大学士张廷玉家训,深望其将来尚可有成。”[[66]]尤其是雍正帝解释为什么重用张廷玉与鄂尔泰子弟时,其给出的理由竟然是两家教子有方,其家教家风好。他说:“朕之乐于用伊两家子弟者,亦自有朕之意在。一以两家之先人培植深远,方获生此贤哲,为国家之股肱心膂。……一以两家子弟素闻家教,与众不同,必不至负国恩而忘家训;一以两大学士如此忠诚,虽天下之人尚思教育成就之,其所以训勉于一门之内者,必更加肫笃,可以代朕之提撕训导,令其有成。为此三者,择人而用,随才器使,朕虽有意实无意也。”[[67]]从而说明了张氏家族良好家教家风的社会效应及人们对它的认可。

总之,张氏家族在长期的繁衍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官宦世家特色的家教家风,这既是张氏家族数代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影响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它通过张氏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得以持续传承和不断发扬光大,从而成为张氏家族子弟一张响当当的身份名片,并最终铸就了张氏家族长久的兴盛与辉煌。

    作者简介赵振,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家训文化研究。著有《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等。


[[1]]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页。

[[2]] 金鼎寿:《桐城续修县志》卷12《人物志·宦绩》,清道光七年(1827)刊本。

[[3]] 张廷玉:《明史》卷281《循吏·张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4]]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3《张参政传第二十七》,清宣统三年(1911)刊本。

[[5]]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4《张恂所公传第三十一》。

[[6]]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

[[7]]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6《张忠节公传第五十二》。

[[8]]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12《张夫人传第四》。

[[9]] 张英:《张英全书》(上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 -434页。

[[10]]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4《张恂所公传第三十一》。

[[11]] 张英:《张英全书》(上册),第436 -438页。

[[12]] 张英:《张英全书》(上册),第440 -441页。

[[13]]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12《张夫人传第八》。

[[14]] 张英:《张英全书》(上册),第440页。

[[15]] 张英:《张英全书》(上册),第442页。

[[16]]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12《张夫人传第八》。

[[17]]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54页。

[[18]]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06页。

[[19]]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3页。

[[20]]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63-64页。

[[21]]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3页。

[[22]]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08页。

[[23]]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55-56页。

[[24]]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55页。

[[25]]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57页。

[[26]]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5-36页。

[[27]]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48页。

[[28]]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50-51页。

[[29]]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99页。

[[30]]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页。

[[31]]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1页。

[[32]]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62页。

[[33]]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6页。

[[34]]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1页。

[[35]]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44页。

[[36]]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24页。

[[37]]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49-50页。

[[38]]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7页。

[[39]]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56-57页。

[[40]]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23页。

[[41]] 钱仪吉:《碑传集》卷22《桐城张公廷玉墓志铭》,清道光刻本。

[[42]]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7-18页。

[[43]]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52页。

[[44]]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3-14页。

[[45]]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13页。

[[46]]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62页。

[[47]]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74页。

[[48]]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6页。

[[49]]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15-116页。

[[50]]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58页。

[[51]]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15页。

[[52]]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13页。

[[53]]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34-135页。

[[54]]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07页。

[[55]] 赵尔巽:《清史稿》卷302《刘统勋传》。

[[56]]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8《张文端公传第七十九》。

[[57]]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5页。

[[58]]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228页。

[[59]]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94页。

[[60]]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150-151页。

[[61]] 张英:《张英全书》(上册),第445页。

[[62]] 张英:《张英全书》(上册),第444页。

[[63]] 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 15《冡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若霭行略》,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9册。

[[64]]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241页。

[[65]]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264页。

[[66]]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307页。

[[67]] 张英 张廷玉:《聪训斋语 澄怀园语——父子宰相家训》,第272-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