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星

明清以降，儒学由于内部蜕变和外部多次冲击变成了“游魂”，面临着现代转型。儒学的核心结构是内圣外王，其渊源是古代圣王。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中圣王不再，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整合圣与王，提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此后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侧重外王，或侧重内圣，但内圣外王之道一脉相承，传承至今。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港台和大陆新儒家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也存在很大争议。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在的学术理路。这是儒学下行路线的过程，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以儒为主，三教合一是这种转向的基本样态。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这种转向对我们今天儒学、儒教复兴的有重要启示。

孟子以大丈夫人格为理想人格，相对否定性人格有贱丈夫、小丈夫、齐良人、纵横家。要修养“浩然之气”以内在精神支撑来造就大丈夫人格。浩然正气要“直养而无害”；要靠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还必须经受长期而艰苦的磨练。大丈夫的最高境界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丈夫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取得了许多志士仁人的认同，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直激扬着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品格。只有懂得这种大丈夫人格及其底蕴，才能真正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真精神。今天，应重新激活大丈夫精神，发挥其在引导现代人格塑造过程中的应有作用。

当代西方哲学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即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从思辨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身体”成为了审视世界和思想言说的一个重要视角，如出现了“身体现象学”、“身体伦理学”和“身体美学”等等。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哲学该怎样应对这种身体转向？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当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契机，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

礼乐的价值基础是道德，通过礼来体现人的内在心性和道德修养。宋儒还以天理作为礼的形上依据。春秋礼崩乐坏，礼乐成为虚文，孔子认为原因是礼乐丧失了内在精神。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礼”《说文解字》“从示从豊。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起源于祭祀。人不可能天生下来就懂得礼仪，为使人明礼、行礼就需要教育、教化，“教”《说文解字》“从攴从孝。上所施，下所效也。凡教之属皆从教”，《礼记·学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以礼进行教育、教化就是礼教。

西汉儒者都十分重视反思秦法治模式的经验教训,试图确立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模式。陆贾提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思想。贾谊、韩婴重视礼义教化,强调礼法(刑)结合,先礼后法。董仲舒提出引礼入法、礼法合治,德刑兼用、德主刑辅,王霸结合、以王统霸,初步确立了汉代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秦始皇“坑儒”问题，集中对骊山坑儒谷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有别于学界过去从政治方面对“坑儒”问题的反思，主要从文化方面追根溯源，挖掘这一残暴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发现坑儒与秦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坑儒”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也为后世帝王统驭国家开了恶例。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这是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近代以来的反孔批儒留下了许多祸患，应该进行反思。孔子作为文化象征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明清以来儒学的衰颓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一是明清经世实学思潮。明王朝的覆亡，朝野志士在痛苦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本质是王朝覆灭的重要祸根，救弊之道在“实学”而不在“空言”。明清之际士大夫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局面，都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空疏、教条看作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为了救亡图存、济世救民，他们竭力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实学”。这就预示了宋明理学走向穷途末路，必须改弦更张。

中国原创文化表现出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这就是人文精神。中国原始宗教在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时有明确的人文指向。黄帝从一开始具有神人二重性，但是中国人更重视的则是其“人性”，后来被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春秋战国百家言黄帝多有虚托和夸大，秦汉儒者注重人文理性的把握，使黄帝以古代圣王的现象呈现。黄帝人文始祖的形象是具有现代性的，对于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集中体现在黄帝祭祀的文化认同上。

有人说公祭轩辕黄帝是一种宗教活动。本文针对这种观点，主要通过传统文献的梳理和解读，阐明历史上祭祀黄帝的真实意蕴，指出黄帝祭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人文精神，其所具有的特性主要是兼容性、中道性、伦理性和德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