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去中華文化百年後，學人在初恢復，是如何重新認識孔子？)
吾执御矣
孔子原来这么说
大气的驾车人——“吾执御矣”章句甄读
沈善增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子罕》篇中这一章，字面好像很好懂，但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却费猜详。
金良年先生在《论语译注》里这样翻译：
有个居住在达巷的人说：“孔子伟大啊！学问渊博却不成为著名的专家。”孔子听到后，对门徒们说：“我掌握了什么呢？掌握了驾车吗？掌握了射箭吗？我掌握了驾车啊！”
他在这一章的“段意”里进一步解释说：
达巷人敬佩孔子，但不完全理解孔子。孔子的志向不是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家（见本书《为政》篇“君子不器”章），所以他说，自己在“六艺”中只掌握了最易学的驾车。
金良年先生的译解是根据传统的注解来的，但加进了他的新见解。
传统的注解就认为孔子这话是谦辞。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的话说：“闻人美之，承以谦也。吾执御者，欲名六艺之卑也。”朱熹《论语集注》采用了郑玄的说法：“执，专执也。射御皆一艺，而御为人仆，所执尤卑。言欲使我何所执以成名乎，然则吾将执御矣。闻人誉己，承之以谦也。”金良年先生将本章和“君子不器”章联系起来，我认为与孔子本意是接近了一大步。但与之还是有距离。所以对孔子此话的原意的隔膜，是由于不熟悉春秋时期的有关实际情况造成的。
我们一点点来看。
达巷党人的话，无疑是对孔子的高度赞扬，但赞扬什么，因为和理解后面孔子的话有关，所以还得辨析一下。
“博學而无所成名”，朱熹《论语集注》说：“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也。”金良年先生把“无所成名”，解为“却不成为著名的专家”，也隐含惋惜的意思。郑玄说：“此党人之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也。”看上去差不多，其实不一样，郑玄的解里没有惋惜的意思。细读原文，应该不是对“无所成名”表示惋惜，而恰恰是因为“无所成名”，达巷党人才称其为“大”。因为“博学”者还有，“博学而无所成名”者就相当稀少了。但“无所成名”如果不是惋惜而是赞词，下文孔子的谦辞就对不上号了。本来别人就赞扬你的“无所成名”，你再谦虚说，我就是执六艺中最卑下的御术，这是谦虚吗？即使孔子这样“谦虚”，他的门人弟子还会特地把这话记到《论语》里吗？
因此，“承谦”之说，是有问题的。
我在辨析“學而时习之”时已经说过，“博學”其实是“博敩”的意思。有两个佐证：
《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本句中“文”，与“礼”对举，所以，不是一般的文章、文辞，而是文告、公文、宣讲之类的教化手段。因此，不是要君子（统治者）广泛地学习文辞，而是有君子广泛地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对民众进行教育，同时，用礼规来约束他们（民众）的行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抑制叛乱的作用。谁叛乱？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大夫、家臣叛乱。但他们叛乱，要得到国人（市民）的支持、拥护。平时加强对民众的教化，同时用礼规来约束民众的日常行为，就使叛乱者失去了群众基础，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叛乱的作用。本来的译文：“君子广泛地学习典制，用礼仪来制约，也就可以不背离大道了。”（金良年《论语译注》），只要熟悉孔子当时的语境，就可以知道两种译解之曲直。
《子张》篇：子夏曰：“博學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句话知名度很高，被采用为上海复旦大学校训。现在都是从求知、治学角度去理解这句话的，译解为：
学识广博，志向坚定，急迫地钻研，切实的思考。
但问题来了，这句话后面紧跟着一句：“仁在其中矣。”如果是从求知、治学角度说的，那么，总结性的话应该是“知在其中矣”，怎么会是“仁在其中矣”？
宋代理学家程颐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使了个“玄之又玄”的招术：“学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这样一来，提问变成了他考别人的题目。也许他真有了悟，得意忘言。但依我看，他的了悟一定和孔子的本意相距甚远。因为在《论语》中，“仁”是作为一条政治标准提出的。孔子说：“仁在其中矣”，就说明“博學”、“笃志”、“切问”、“近思”都是从政治角度提出的，是优良的政治行为。程颐还是从治学角度去理解，怎么会“了”呢？
从政治角度说，“博學”是广泛的教化，“笃志”，就是坚持政治理想。孔子是有明确的政治理想的，第一步，实施周公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政策，构建小康社会；第二步，在教化的基础上，引导民众顺天性而为，恢复到大同社会。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把自己卖出去，“货与帝王家”，而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本身就是“笃志”的榜样，他的门人弟子也是因为这一点对他“高山仰止”。
“切问”的“问”不是“提问”的“问”，而是“慰问”的“问”。“切问”就是切实地慰问。
“近思”的“思”不是“思考”的“思”，而是“思念”“思虑”的“思”。“近思”就是贴近地思念、挂虑。
“切问”与“近思”意义相近，但有侧重。“切问”重在“切”、切实，慰问措施要落在实处，不要搞虚头花样；“近思”重在“近”、贴近，要像挂念亲人一样关怀民众。
做到了广泛地实行教化，是引导民众向善、顺应天性发展，而不是压迫、强制民众；坚持正确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谋求权力、功利；切实地慰问民众，而不是虚情空言；贴近的挂念民间疾苦，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做到这一些，还不是“仁”政吗？所以说：“仁在其中矣。”“仁”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政治行为之中。
《论语》里一共三个“博學”，两个“博學”情况如此，当然不能说这里的“博學”一定就只能作“广泛地教化”解，但说为这样的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应该是可以说了。能不能作这样的解，主要还是看本句的语境，以及与孔子的一贯思想是否吻合。
如果“博學”是“广泛地教化”，那么“无所成名”是什么意思？此“名”应该通“命”，《老子》中很多的“名”，如“道隐无名”“道恒，无名”“无名之朴”的“名”，据我考证，都是“命”的意思。“无名”就是“无命”，非命令式，“无名”是道的作用方式。“无所成名”与“无名”意思有关联。“成名”直译就是“定规的命令”，意译为“指定的模式”、“教条”，“博學而无所成名”，就是称赞孔子广泛地进行教化，而又没有定式、教条，所以称其为“大”。此“大”不是“伟大”的“大”，当时称颂人主要还是用“圣”、“贤”，“大”一般是实指，如“国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大”不一定就是好的，不像现代，“伟大”是最高的称颂词。这个“大”是“有容乃大”的“大”。说孔子“大哉”，就是说孔子身体力行教化，又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心胸宽广，能容纳。
《泰伯》篇有例佐证：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说明为什么称“尧之为君”为“大”。“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不是民不能给予称谓，而是民众不能给他下命令，因为他做得太好了。《老子·第三十七篇道章〔王本三十二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莫之令”就是“无能名”的意思。
孔子听到这样的评语，是认同的。他进一步做了解释。之所以能够广泛地教化，又不执著于某种教条、定式，是与他作为教师的自我功能定位有关。他的定位是执御而不是执射。
后世注家之所以不能理解孔子这个比喻，是因为车战到战国时代就逐渐被骑兵和步兵的联合作战所替代，后人对这种作战方式不了解。
我小时候看连环画，车战是几匹马拉一辆车，车上有一员或两员将士，手执枪矛等长兵器和敌方交战。可能汉代人对春秋时代的车战也是这样想象的。我这次甄读“名不正则言不顺”章时，引用到《左传》中赵鞅与蒯聩同车作战的材料，才知道原来对车战的想象的错的。车战，一辆战车三个人。一个是驾车的御者，一个是射手。射手是战车的主角，但他的武器只是弓箭，适宜远距离作战，如果敌方近身，他无法防卫。因此，在射手的右边配一个执枪矛的甲士，主要任务是保护射手，与攻击对方的射手。所以，车战实际是远距离作战，杀敌立功主要靠射手。因此，“射”在六艺中地位特别重要，每年专门要举行“射礼”，大的典礼上也要安排射礼。相比之下，御者的地位就要低多了，论功行赏，一般也没有御者的份。但在车战中是不能没有御者的，好的御者使射手能很好的发挥，取得胜利。引用的赵鞅车战的事例，就可以看到御者邮无恤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他御术高超，赵鞅死在这场战役中也未可知。但史书上记载御者功绩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孔子说，他“执御”而不是“执射”，是说他的自我定位只是引导，至于怎么建功立业，各人像射手一样自己根据具体条件去实行。如果御者要管射手怎么射，那就要乱套了。
孔子这思想，和《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敢为天下先”、“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勇于敢则杀，用于不敢则栝”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后代的儒家，只知道“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孔子是“有为”、重教化的，自然就不会朝那边去想，这样，就对孔子“大哉”大在哪里，浑然无知了。所以，尊孔要尊到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把本章串起来意译一遍：
居住在达巷党的人说：“包容大气啊，孔子！广泛地教化而又不强制推行什么定式、教条。”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人弟子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驾车的？射箭的？我是驾车的。（只管给射手创造射箭的良好条件，怎么能管射手怎么射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