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星

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人格建树。孔子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篇中把人格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原文很长，大致的意思是说，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

何谓精神？万事万物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具有灵性的状态，就是古人所谓的“精神”。现在一般意义上人的精神就是指人的信仰、理想、信念、伦理、道德、追求、憧憬等。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不然，人就不能称其为人。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了“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本文认为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在社会激荡、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张载揭示了“和”哲学的多重构成：即宇宙本体之和，天地人一体之和，人类社会之和，个人身心之和，达到了那个时代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并提出了实践“和”哲学的方法论：中和、中道、中正；实践“和”哲学的途径：礼乐、井田、宗法。这些思想和方法、途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应对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对元初维吾尔儒臣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实践进行梳理。廉希宪，性至孝，有仁爱，自幼生长在汉地，从小研习孔孟之道，谙熟儒家治道、时中、经权之道，以儒家复三代之治，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为最高理想。主政各地，形成了以儒治国的具体实践：重用儒士，提倡文教；敢言直谏，无少回惜；刚正不阿，忠诚贤良；坚持正义，不畏权贵；施行仁政，德化广被；为官清廉，鞠躬尽瘁。廉希宪虽然有较深的儒学造诣，但主要是一位政治家而非一位纯粹的学者。廉希宪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家思想， 政治生活中尽心竭力地实践儒家治理之道，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数民族身份的儒者、儒臣。廉希宪的儒学思想与政治实践历史影响深远，历代评价很高，在以儒为主、多元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西周明德慎罚是当时的重要政治法律思想，其渊源于黄帝时代以德为主，德刑相济的治道观念。周公提出明德慎罚思想，成为西周统治一而贯之的指导思想。后世的德主刑辅就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并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流观点。在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德主刑辅成为秦汉以后治国理政的主体模式，在历史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起了持久而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我们国家治理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资源。

儒家之道源于历史的，形成了以历史的经验理性来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的形上之学问题的独特思路。董仲舒之“道”是一个可以行之万世而无流弊的绝对真理。他由历史引申到形而上的层面，以《春秋》公羊学为出发点，在天人关系的构架中提升出王道政治的精义，诠释其王道观以及正、元、仁等核心价值观，试图重建王道理想。其王道政治有二重性：一方面君权神授，屈民伸君，树立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以民为本，屈君伸天，以天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的思想路径对于今天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人”这个概念在哲学上，常常与神或物相对，就是说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大致说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既强调重民轻神，如《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也强调人贵于物，如《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孝经·圣治》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 说到“本”这个概念，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

论文以回族为例，考察、分析伊斯兰教进入中国1300多年发展的历史，总结伊斯兰教与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交流、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的历史经验，并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复兴和走向现代化，为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发展提供借鉴。

荀子基础上古以来三才观形成了更为完备的三才构架：天与人职分不同，人能够与天地参，理天地，具有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建构以礼义为主干的国家治理体系。分疏百姓、士、君子、圣人等不同人格层级，以圣人为治道的最高担当者，君子在治道中具有主体作用，礼义在治道中居中制衡，上通下贯，形成了立体的社会治理体系。它给我们今天国家治理的启示是：应该复兴儒家礼治治理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