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培一先生跑了3个小时的路，就是为了把他的《石涛〈画语录〉集注》书稿亲自交到我手中，还千嘱万咐地要我给他这部书稿写上几句话。望着他那略显疲惫的神态和浸透他十余年心血的手稿，我忽然感到这部书稿必定很特别：一来因为现在这类著述大都出自专业理论家之手，专业画家则多致力于创作，故而很少见到专业画家的有关著述；但理论家们的著述——恕我直言——又往往未必能准确无误地触摸到画家的真实本意，而画家的有关著述虽然不一定有如理论家们论说得那么面面俱到，但画家之间的那种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领悟却是理论家们所较难企及的。因此我一向主张填平理论者与实践者之间的鸿沟，使理论者获得实践的真知，使实践者掌握理论的武器。二来因为此前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视为愚昧落后、十恶不赦的封建糟粕，而海外的一切（包括那些过了时的理论和洋糟粕）都被当成先进和效法的对象，如画坛上水墨国画受冷落、传统画论遭排斥，不知所云的西方抽象艺术却大走其红就是一例。年青的培一先生没被这种环境氛围所左右，反能十余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水墨技法、揣摩传统画论。这种承继传统、弘扬传统精华的自觉真是难能可贵！比及再将手中的书稿略一翻阅，只见其中不止有对石涛《画语录》的注释，还涉及到石涛的生平行述、年谱、美学思想和对《画语录》成书的质疑等诸多内容，洋洋洒洒，真可算得上是一部研究石涛的百科全书了。于是又感慨培一先生的用功之深。
对于石涛，我知之不多，只晓得他是位书画大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和“法自我立”，即不拘古泥古，给当时画坛上的仿古之风来了场革命；并提出画山川时先要“搜尽奇峰打草稿”，将千山万壑百态尽藏于胸，以便作画时能“脱胎于山川”，以抒山川似与非似之间美的神韵。仅此而已。故没有多少发言权。但对于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自信还是可以说上几句的。
工具书对编写人物传记、人物年谱的要求是史料的翔实和叙事的准确。——当然，“翔实”与否的关键主要是看当时面世资料的多寡——以这一标准衡量书稿中的“关于石涛其人”一节，我认为还是相当成功的：在我所见过的石涛传记中，它是叙写石涛生平最为详尽的一篇；但不止是详尽，更重要的是还对石涛的游踪、住地等进行了多方考证，给叙事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至于年谱，历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给石涛编制年谱者不在少数，这些年谱提出的石涛生年自1630年至1642年不等、石涛卒年自1707年至1725年不等，前后竟然相差了30年！培一先生没有囿于前人旧说，更没有盲从权威，而是在认真比对了自己搜集得来的大量资料后，提出了1640年—1707年为石涛生卒确切年份的一家之言。这种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的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
对古籍整理校注的要求是收集所注古籍的版本尽可能的齐全，其中错讹漏脱的字及衍文均应注明，注释应尽可能的准确、详尽、通俗，等等。这些要求书稿的正文大体上都达到了：如在版本选择上，书稿使用了俞剑华以《四铜鼓斋论画集刻》等6种版本互校的《〈石涛画语录〉标点注释》为蓝本，又参照了《知不足斋丛书》等诸多版本整理纠谬；又如在注释形式上，书稿使用了先录一段原文，再将今人感到难懂的字、词分别加以解说，最后将所录的这段原文用加按语的形式作整体说明，还在各节注释完毕后，于每章的末尾附加白话译文。对原文涉及到的典故，注释中还次第展开、一一阐明。这种形式的注释，既给了读者阅读、理解《石涛画语录》以极大的便利，又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功力。
书稿中论述《石涛画语录》美学思想的研究文字，可以视作一个后学画家对前代书画大师艺术历程领悟的心得。因其通篇并不从艺术哲学本体分析论证，而是以画家主体来探讨阐发。这种论述方法使人既感亲切而又易读易懂，值得倡导。在这节文字论述石涛“一画”之道的生成时，培一先生提出的“凿（混沌）七窍而混沌不死”的观点引发了我的兴趣。此说源于《庄子·应帝王》中的一个寓言，即南海之帝儵与南海之帝忽为报中央之帝混沌之德，给混沌“凿七窍”反而致混沌于死地的故事。我以为这个寓言在告诫人们不要用好心办错事的同时，也将一种形态是绝对不可能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思维模式强加给了人们，但这一思维模式并不见得正确。我们可以用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为例说明：“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大德多才，不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一种用途。如果我们想让这位君子只发挥他的一种用途，就好比将这个“不器”的君子硬装入一个固定的器皿里，使之变成一个“器”。那么，在这个由“不器”而“器”的过程中，“不器”的“君子”不见了，而原本不存在的“器”却生成了。可见这里“君子”由“不器”而“器”只是形态上和用途上的转换，并不是“君子”实体的消亡。《庄子》中“混沌”寓言与孔子的“君子不器”类似，有大德的中央之帝混沌本身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混沌被儵与忽“凿七窍”即儵与忽企图将混沌造成一种固定形态，混沌之“死”则表明混沌博大到根本不可能被固定成某种形态，更何况被固定成某种形态后的“死”也并非标志着其实体的消亡，而是在昭示它已经从当前的形态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或者业已还原成原来的形态了。
在书稿的“权作后记”的文字中，培一先生用提出问题的方式对《石涛画语录》的成书过程提出质疑。我赞同这一质疑。但这里要提醒大家应仔细核实与正确使用所获得的材料。例如这段文字所引《清史稿》列传291的“释道济”条，其本身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根据绝大多数文献的记载，“道济”指的是“济颠”、即济公，而“原济”才是石涛；二是史学界普遍认为，《清史稿》的内容缺漏错误之处颇多，史料价值不高，剪裁组织也不完善，不可作为信史对待。因此引用《清史稿》应当慎重。推而广之，引用一切资料都不可太随便。例如《辞海》“原济”条的释文中“《苦瓜和尚画语录》（其手写刻本名《画谱》）”的说法也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决非定论。因为《辞海》中的遗误待补之处同样不少。我自购了一部《辞海》普及本1999年版，购到后信手一翻就发现了一些舛误，并在2000年9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可见对于我们搜寻得来的材料，务必要严加考证确认无误后再行使用，以增添科研成果的可信度。
以上就是翻阅这部书稿时偶生的一些杂感，拉杂写来权充为序。
董乃强
2005年4月19日
（《〈石涛画语录〉新解》，陈培一著，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1月出版，书号为ISBN 962—437—2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