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全部活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图书典籍的交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图书,特别是被称之为“典籍”的图书,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精神和智慧的物化形式,是该国、该地区或该民族核心信息的载体。它不仅忠实地贮藏着某种思想文化,更起着延续和传播此种思想文化的作用。人们阅读这些典籍,不仅能更深刻地认识和剖析自我,还可以广泛而详尽地感受到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精神。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迪,汲取其中的精华,用以改铸传统和构建本民族的新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唯有国家、地区和民族间的典籍交流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论语》、佛经和《圣经》就是这样的重要典籍。千百年来,它们不仅规范着本国、本地区或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还通过翻译成他国或他民族文字的形式流传到世界各地,施影响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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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在孔子死后追记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前551年——前479年)言行的一部书。全书以语录体写成。虽仅1万1千余字,但因其真实地记录了孔子的思想,故而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奉为圭臬。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成为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和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据日本学者林泰辅在《论语年谱》中的统计,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古今中外翻译、研究和介绍《论语》的著作已达3000余种。《论语年谱》还说,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作过一项调查,发现《论语》被译成的文种之多、出版发行之广,在世界上仅次于《圣经》而居第二位。
的确,《论语》成书后就开始向国外流传。据越南史学家黎嵩《越鉴通考总论》的考证,认定在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初,即中国秦末汉初时,《论语》就已经南传到了越南。
还有学者认为,秦汉之际(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初)东渡日本的“秦汉归化人”(包括方士徐巿等人在内)把《论语》等儒家经典带到了日本。人种的迁徙带动了《论语》的东传。
但上述两种说法多为推论而缺乏实证,亦未见之于古代的文献记载。真正有据可查的,是《增补文献备考·艺文考》中的:“百济(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古尔王五十一年(286年)遗书籍于倭(即日本)国。倭初无文献,至是始从百济得中国文字。”而日本国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中的“应神天皇”条下亦载:“(百济)有王仁者,博学多才。天皇召请王仁,王仁来。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为师。王仁携有《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类似的记载又见于成书于720年的日本正史《日本书纪》中。几种文献相互印证,确认了《论语》东传日本的时间。由此可以推定,早在公元3世纪前,《论语》就已传入了朝鲜,否则朝鲜是不可能在这时又将《论语》再传到日本的。
《论语》西传之始则要推迟到16世纪。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oaus Ricci)奉命到中国传教,他一方面极积宣传耶稣,力图使中国人信奉基督教义;另方面又努力钻研中国儒家经典,并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的合称)的片断,寄回意大利。他在1594年11月15日致德·拉比神父的信中说:“几年前(指1591年,即明万历十九年)我着手翻译著名的中国‘四书’为拉丁文,……等明年整理妥后,再寄给总会长神父。”看来利玛窦的这个“四书”拉丁文译本最迟也是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在意大利出版的,它向欧洲人第一次展现了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儒家典籍的风采。遗憾的是这一译本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1662年(清康熙元年),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一说为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翻译《论语》等儒家典籍为拉丁文,出版于中国建昌。但据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的说法,这一年应是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主持刊印了拉丁文本《中国箴言》,内容包括了《论语》的最初五篇。
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在返回欧洲述职期间,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敕令,编辑了拉丁文本《中国之哲人孔子》(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在巴黎印行。书中包括了殷铎泽和郭纳爵所译的《论语》及其撰写的《孔子传》等。
1691年(清康熙三十年),英国出版了柏应理编辑的《中国之哲人孔子》英文节译本。
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所译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六大经典”的法文译本。
1722年(清雍正元年), 瑞典汉学家约翰·阿德·贝尔曼用瑞典文编译了一本《儒家箴言录》,收入了孔子等人的语录80多条。
1798年(清嘉庆三年),德国的汉学家们开始将《论语》节译成德文。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罗马尼亚《心思与文报》刊载了孔子名言选译,是为《论语》最早的罗马尼亚文节译本。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中国香港将他英译的《论语》、《大学》两书合二为一,以《中国经典》作为总书名出版。
1868年(清同治七年),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Vasilii Pavlovich Vasil’yev)发表了《论语》的俄文译本。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法国传教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出版了他的“四书”法文译本。
1910年(清宣统二年),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德国耶拿(Jena)城出版了他的《论语》德文译本;同年,俄国汉学家波波夫(Pavel Stepanovich Popoff)将《论语》再次译成俄文,以《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的箴言》作为俄文版的书名出版。
1947年,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将《论语》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
《论语》的广泛传播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东方,孔子思想曾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或长期尊为统治思想,或推崇为国教。在西方,孔子思想的传入虽因译文的不准确而一度受到冷遇,但还是在欧洲掀起了长达百年之久的“中国热”。对此,美国汉学家顾立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如今,《论语》中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语录,已作为人类生活中应普遍遵守的最基本原则被世人所接受,体现了儒学在多元化的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20世纪末,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提出了16条面对21世纪的建议,其中的一条就是:“人类想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到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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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是佛教的经典。古印度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王子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5年——约前485年)创立佛教,被尊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他生前只将佛法口授身教,并未留下文字。他去世后,其弟子为避免佛教教义日久失传和防止异说掺入佛法,便通过“结集”的方式,聚众对释迦牟尼的言行进行回忆、加工和解说,并予以详细的纪录。经过四次大结集,形成了卷帙浩瀚的佛经。
西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的记载是《魏书·释老志》上的“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即印度),实闻浮屠(即佛)之教。”在《魏略·西戎传》中又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经》即佛经。伊存口传的这部《浮屠经》,在当时已被纪录下来并有了不同的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了200余年,于东晋时失传。
汉永平十年(67年),天竺僧人竺法兰、竺摩腾用白马驮着佛经到达洛阳,汉明帝令建白马寺以译经弘佛。是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后来,在汉桓帝建和年间(147年-148年),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先后携佛经到了洛阳,将佛经译为汉文,把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理论系统地引入了中国。
三国魏景元元年(260年),中国僧人朱士行有感于国内佛经译文质量与数量的不足,便从洛阳西行至于阗(今属新疆)访求佛教文献,开中国僧人西行取经的先河。此后,中、印僧人取经送经,往来不断。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推唐太宗时期的僧人玄奘。他长途跋涉五万里,历时17年(629年——645年),从印度取回内贮佛经657部的梵文贝叶经夹520个。回到长安后,就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开译场翻译这批佛经,直至去世。共译经75部,1230余卷。
佛典的传入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冲击很大。佛教“空无”的思维方式与儒家“中庸”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二者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交锋。有一出名叫《春秋笔》的昆剧,说的是孔子死后,他的学生们将自己老师用来书写史书《春秋》而磨秃了的毛笔全部扔到尼山之上,后全部化作尼山笔柏。在唐玄奘西去求经时,尼山笔柏就又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出没在玄奘必经之路上,威逼玄奘放弃西行。这出戏通过人物间激烈的形体冲突,曲折地反映出儒、佛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但这一斗争的结果却是佛教哲学在其命题和方法上影响了儒家哲学,佛教文学在其内容和形式上影响了中国文学,佛教艺术在绘画、雕塑和建筑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的艺术;斗争的结果也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和儒学化,以至它在印度本土完全衰落隐没之后反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和吸收,发展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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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Bible)即《新旧约全书》,系由犹太教经典《旧约》和用希腊文字写成的《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是古希伯来民族(犹太民族前身)用本民族文字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写下的历史典籍与文学作品,于公元前1世纪汇编成犹太教的经典。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发展创始时本无典籍,便先借用《旧约》,而同时又在用希腊文字创作自己的典籍,约在2世纪中叶完成了《新约》的写作。在这之后,《旧约》与《新约》的合订本就成了基督教的正式经典(故人们一般称西方文化之源是“二希[古希伯来、古希腊]文化”)。在为《新旧约全书》汉文译本定名时,译者按照我国将重要文献都称作“经”的习惯,也将译本定名为“经”,但为避免与中国经书相混淆,便在“经”前再加上一个“圣”字以示区别。此后,译作汉文的《新旧约全书》就都称之为《圣经》了。
这里解释一下《旧约》与《新约》中的“约”。“约”是主(耶和华是创世主、耶稣是救世主)与地上的人做的永远约定。《旧约》记载了耶和华与人订的7个约,《新约》记载了耶稣与人订的1个约。这些约定虽无各方签字,但确留有记号。《旧约·创世记》中耶和华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原文为“割阳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明天启五年(1625年),我国西安附近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是唐朝人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即东方亚述教会)的称呼。这块碑上刻有“大秦国有上德(主教)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即《圣经》)……贞观九祀(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至于长安帝(即唐太宗)使……翻经书殿”和“圆廿四圣有说之旧法(即《旧约》)”“经(指《新约》)留廿七部”等字样。表明早在距今1300多年前基督教已传入我国,《圣经》亦被译为汉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手抄在黄麻纸卷轴上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即“荣归主颂”的叙利亚版)、《序听迷诗所经》(“序听”即唐音“耶稣”,“迷诗所”即“弥赛亚”的音译,是为《耶稣基督经》)和《尊经》(是向圣徒和经书“礼赞”的书)等7篇经文即为《圣经》的最早汉文节译本。尤为重要的,是《尊经》在其结尾处记下了此次传到中国内地的经文总数为“五百卅部”,并开列出已译作汉文的35篇经文目录,还作了“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的说明。
唐会昌五年(845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禁教,汉地基督教随之绝迹,但西北部的畏吾儿、北部蒙古中的三大部族仍然信奉着基督教。
宋代,犹太人的一支流徙到开封,于隆兴元年(1163年)建造了一座名为“清真寺”的犹太教堂(Synagogue)供奉他们随身带来的典籍。此后700年间,这座教堂历兵、火、水灾,屡毁屡建,直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被黄河水决堤冲塌为止。在现存的明弘治二年(1489年)所立《重建清真寺记》碑上刻有“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字样,清楚地说明收藏在这座教堂里的是每部分为53卷的《旧约》。后世希伯来文的《旧约》一般分为54卷,而只将其分为53卷是波斯犹太人古老的分卷法。可见开封犹太教堂所藏极有可能是已历400-500年最古老的《圣经·旧约》经卷。在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碑的碑文中仍记有“殿中旧藏《道经》十三部”和修复残缺经卷的经过,可知那时犹太教堂中仍存有每部53卷的希伯来文《圣经》古本经卷13部。但这两通碑文都未提及经文的翻译。后来教堂塌圯,经卷也都下落不明。
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天主教派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孟德高维诺(John of Monte Carvino)被派到汗八里(今北京)创设天主教堂传教。他在元大德九年(即1305年1月8日)致教皇的信中说:“《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ters)及《圣歌》(Hymnaries)30首,《圣务日课》(Breviares)2篇,余皆已译成其地方言。”“鞑靼(蒙古)人最普用之语言文字,余已通晓。《新约》及《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皆已译成其文。使人以最佳书法,缮写完毕。”信中所说的“方言”及“其文”均指蒙古语言文字。但这个《圣经》的蒙古文节译本未能留存下来。
此后,基督教又在中国消声匿迹。至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第三次传入我国。其后不久,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于清崇祯十二年(1636年)在北京印行了他译的《圣经直解》,即《圣经》的汉文译本。因其多次被重印,故而影响较大。
第一个到中国来的基督教新教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独立将《旧约》译为汉文。后又在传教士米岭(William Milnc)的协助下,完成了《新约》的汉文译稿。清道光三年(1823年),他到离中国不远的马六甲(属马来西亚)排印出版了这部《新旧约全书》的汉文译本,线装成21册,以《神圣天书》作为书名运入中国。这是自《圣经》汉译以来,内容最为齐全的一部汉文《圣经》。
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洪秀全将原荷兰布道会传教士、后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军翻译、德国人郭实腊(Karl F.A.Gutzlaff)所译的《救世主耶稣新旧遗诏书》(即《圣经》)删改后刊刻为《钦定旧遗诏圣书》和《钦定新遗诏圣书》作为太平天国的典籍颁行天下。而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汉文《圣经》版本则是1919年出版的《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
基督教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交流的产物,又是古代中东和西欧文化交流的结果。曾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中世纪(476年——1640年)时又作为欧洲各国的精神支柱,其教义已渗透到欧美各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代表。在近1500年间,基督教先后三次传入我国,但影响并不广泛,接受基督教义的中国人也不算太多。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只“以天上的父为父”的伦理和“原罪”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人之初,性本善”观念相去甚远。让中国人完全放弃固有的伦理和观念去接受基督教义是困难的,这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必然失败的文化原因。但让中国人从典籍中了解基督教义、发现并汲取基督教文化的优长、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则是必要而可能的。
(本文原为给图书馆员进行业务培训所作的讲座提纲。第三部分被《中外文化交流》2001年1期以《圣经在中国》为题摘载。全文载《中国画研究》2003年5、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