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图书馆的人文精神 – 董乃強

     就学科划分而言,人文学科是独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一门科学。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人们不仅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总结和提升出了科学精神,也从人文学科的研究过程中总结和提升出了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思想态度,人文精神的概念与内涵在其发生、发展和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特定环境中都历经了不少发展变化,从而产生出多种歧义。然而尽管有变化和歧义,但人文精神中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维护人的尊严与权利、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多种创造发展可能性的基本点始终没有改变,它与以神为“主体”和中心的神本主义精神、以君王为“主体”和中心的君本主义精神相互的对抗性也没有改变,它与科学精神相比照而存在的地位更没有改变。

    我们在图书馆里可以最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鼓励每个人充分实现自我并关爱他人的人文精神。

             一、图书馆是人文关怀的产物

    我们可以观察到,生物界中,年长的个体总是时时在向年幼的个体传授捕食和抵御灾害的知识与技巧,其目的是为了本种群的生命获得发展和延续。人类也是这样。在语言还没有产生时,人类始祖仅能以个体的形体动作将简单的生存知识传递给后代;而当人类思维发达了、语言文字和书写记录工具产生了之后,前人便把自身积累的全部知识和生活经验用语言、文字、图像固定在载体上传递给后人,以使后人免除重复探索的艰难并能较快地运用前人所提供的知识和经验改善生存条件、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这种知识和经验传授的教育活动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前人对后人那种浓郁的人文关怀。

    为使这种人文关怀代代相传,人们特地建造了专门的场所,用来存放记录人类知识和生活经验的载体。这个场所,在我国最早叫做“龟室”、“藏室”,后来改叫“藏书楼”,现在则称作图书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进入图书馆用阅读书刊、收看音像的方式与前人或他人对话,吸收前人或他人的思想,接受前人或他人的生活经验,以改进工作、发展自我。可见图书馆就是人文关怀的直接产物,它可以实现人类全部记忆的接续承传,从而达到人类延续自身生命、发展自身生命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图书馆的产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图书馆之不可能消亡,也正是因为它具有了这种人文精神。

    汲取前人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因此,在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内乱时就有了王子朝携带周王室典籍的出走、就有了公元前207年推翻秦王朝之战中的“高祖入咸阳,萧何先收秦书”(《太平御览》619卷);也有了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广焚书籍、公元555年南朝梁元帝于战败投降前下令将梁朝政府所聚图书14万卷付之一炬;史书上还留下了公元975年南唐后主李煜在宋军兵临城下时吩咐管书女官“城若不守,尔可焚之”的记载、公元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仅通县造纸总厂一家“每天往化浆池里推进(古籍)30吨,说来已有个把月了”(肖谷:《吴希贤目睹之“文革”毁书与救书》,《旧书交流信息》1999年11月22日)的文字。种种史实不仅体现出占有前人的知识和经验就可在享受前人人文关怀的同时稳操斗争的胜券,还展示了用极端的手段抹去人类记忆的一部分、迫使他人不得不放弃接受前人人文关怀的无奈或凶残。可见一部中国图书馆史并非仅是一部文化知识的传承史,更是一幅浓墨重彩展现人文精神的画卷。

        二、图书馆分类编目工作中的人文关怀

    给到馆图书进行分类编目是图书馆的日常工作。它包含着图书分类和图书编目两个方面的内容。

    图书分类常被视为是一项严格按照图书分类表判断某种图书应归于该分类表中某一类的枯燥琐细的事务劳作,但从图书是物化了的知识这一角度观察,我们便不难将图书分类这一枯燥琐细的劳作过程理解为是在给人类全部知识分类的细致工作。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至今流行广、影响大的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其体系就是以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对人类知识的分类体系为原则的。

    我国宋代史学家郑樵对图书分类有着精辟的认识,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既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例,虽亡不能亡。”又说:“类例不明,图书失纪。”准确地指出了图书分类即知识分类的作用一是便于读者对知识的选择和利用,二是便于图书管理。

    在便于读者对知识选择和利用方面又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即就图书馆而言,其本身的职能就是最广泛地搜集人类产生的一切知识供读者使用。但从多种渠道搜集得来的大批物化知识杂乱无章地堆积在图书馆里,读者是很难从中寻觅到自己所需的那部分知识的。图书馆通过图书分类工作,对一批批杂乱的物化知识加以整理排序,给读者从中选择与使用所需知识提供了便利。这正是图书馆对每位读者的人文关怀。再就读者而言,每位读者都清楚,钻研学术必赖于知识分类,因为研究问题、探讨学术的基本方法,就是把已有知识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并组成体系的方法。有如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所概括的那样:“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这就是说,对学科的界定划分,是人们对前人知识进行学习、研究、吸收和发展的基础。而当图书馆将馆藏图书按其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为依据分类排列时,这一工作也就成了对读者界定知识和进行研究的一种最好的帮助和关怀。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图书分类表(法)。图书分类表(法)是给图书正确分类的工具,虽然古今中外编制出的图书分类表(法)有数百种之多,但它们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给物化了的知识分类、都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并有助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界在图书分类实践基础上编制并不断进行修订的图书分类表(法)就更可视为是对人类自身发展影响最大的人文关怀了。

    在便于图书管理方面,图书馆将大批“类例不明”的物化知识堆放在书库里保存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应读者的要求随时调取使用它们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只有将这些物化了的知识按照一定的类别和规定的顺序贮藏起来,才便于在读者需要时很快调出而充分发挥其人类记忆库的作用。因此,要对学科不同、性质不同的数千册至数千万册图书实施条理有序的管理,唯有对馆藏图书进行分类后才能做到。可见图书分类又是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基础之一。而对图书按类有序排列管理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读者便于利用、还是一种对读者的人文关怀。

    图书编目工作也是一件常被人轻视的杂务,以为那只不过是将一本本书籍版权页上的内容摘抄誊录到一张张卡片上或输入计算机中而已,然而这一工作的结果却最直观地表现出图书馆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图书馆把这一张张业经著录了的卡片按类编列,无论是排入目录柜制成卡片式目录还是印刷装订为书本式书目,都可以向读者展现图书馆全部馆藏信息和简要揭示某一本书的内容、都可以帮助读者检索选取所需的图书。可见馆藏书目并不只是便于管理藏书的账本,更是为了帮助读者检索和使用这些藏书的工具;没有哪一位读者能从不设馆藏书目的图书馆里找出自己所需图书的。因此图书编目的本身就已传达出了图书馆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这里还要特别提到我国古代藏书家编制的诸多书目,它们虽然不如西方书目那样“客观”、理性,但其中充满的编制者对人类知识价值判断的主体精神、编制者的个性和编制者对读者阅读动机及行为方向的关注,更能让人们感到它所蕴含着的人文关怀。

          三、图书馆技术手段中的人文关怀

    记录了文字的载体一出现,保护此种载体不使破坏的措施与技术手段也就随之产生了。在大规模贮藏书籍的专门场所“藏书楼”和图书馆中,更是采取了许多图书保护措施并尽可能多地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人们之所以如此认真地保护这些载体并非单纯为了载体本身的长存,而是为了让记录在这些载体上的人类知识和生活智慧能够永远驻留人间、能够长期供人阅览并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发挥作用。

    因此,对刻有文字的石碑就有了移入房中、嵌在墙内、埋进地下、涂沐防腐液、放入充满惰性气体的有机玻璃罩里等等保护措施和技术手段; 对纸质图书就有了装入箧中、加装护套、放进书橱、书库保持通风恒温, 以檗染黄纸页、定期除尘晾晒、及时修补破损书页, 建筑石质书库、用金属书柜贮书, 建立严格的借还书手续和门禁制度等等防破损、防尘防蠹、防火防水防散失的一系列保护措施和技术手段。除去这些消极意义上的图书保护方法外, 还有抄录、拓刻、印刷出版、拍摄、复印、录像、光盘刻录、制作数据库、进行网络传递等等不断发展着的技术手段, 在大量广泛复制和传播各种载体上记录知识的文字与图像, 对文献进行着积极的保护。不难看出, 为了达到保护载体上的知识内容使之得以延续、得以发扬的根本目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研发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来保护和存贮图书文献的。由此可见, 藏书家、“藏书楼”和图书馆对所拥有图书文献采取的种种收藏保护措施、使用的种种技术手段, 也都是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而且更可视其对人类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关怀。

           四、图书馆服务工作中的人文关怀

    图书馆之所以能够长存, 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人类知识公藏公用、人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场所: 它从不隐匿自己所藏, 并编印藏书目录、设置阅览桌椅, 给读者提供随时检索、借阅的便利, 还可帮助读者解决研习中发生的种种问题。

    图书馆这种最基础的借阅服务, 早在我国春秋时已有记载: 如孔子到老聃主管的周藏室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并“问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晋代藏书家范蔚不仅对远近前来的读者开放自己的藏书,还为在自己家中读书的读者“置办衣食”(《晋书·范平传》);南北朝藏书家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南齐书·崔慰祖传》);宋代文学家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赞扬“余友李公择,……藏书凡九千余卷……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所故居之僧舍”向读者开放的“仁者之心”;金元之际的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中表达了对藏书不外借者的不满:“君子惟欲淑诸人,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独广已之闻见?果如是,量亦狭矣。”清代藏书家李文藻更提出了以刻印广借阅的见解:“藏书不借,与藏书之意背矣;刻书不印,与不刻奚异。”(《齐鲁私人藏书楼概述》,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上述诸例包括了借阅答疑、创造良好的阅览环境、取书快捷周到、以刻印书籍扩展借阅范围等等图书借阅的服务方式, 其中刘祁“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独广已之闻见?”的话, 抒发了我国古代图书借阅服务中深藏着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精神。这里必须指出, 这种精神既是人文关怀的出发点, 也是我国古代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

    后世的图书馆则在不断改进和扩展传统借阅服务的基础上, 陆续推出新的读者服务项目, 从最容易做到的延长开馆时间、上门送书等等,发展到开发馆藏、编制综述等的情报服务,再发展到可提供服务范围更广的数据库制作、突出自身优势的特色服务和针对性更强的个性化服务。可以说,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手段一天也没有停止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其目的是尽可能地满足各种不同类型读者对搜求知识的特殊需求。这样,读者在图书馆里接受这种面对面的周到细致服务的同时,所感受到的人文关怀就不止来自载体上,还来自于图书馆所营造的氛围和图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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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我们仅只简要地谈到了一些图书馆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其它如图书馆管理活动(特别是柔性管理)中的人文关怀、图书馆建筑和设施中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等等,都属于带有普遍性的人文精神现象一类,本文不予赘述。但就是前文简要提出的这些在图书馆里蕴含着、而且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文精神,恐怕也还会令不少人深感惊讶。

这种惊讶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一些埋头致力于“无书籍图书馆”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图书馆员间所流露出“图书馆消亡论”在图书馆界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高新技术”至上而无视图书馆根本目的和人文精神的思想倾向,不过是因急于改变现状而接受了外国预言家的误导而已。数字技术并非如外国预言家所宣扬的那么万能,而对“数字图书馆”的理解一般也超不出“图书馆采用信息技术建立各类型数据库,并通过网络传递经组织加工的信息的一种技术手段或技术工作过程”(林汉成:《公共图书馆的转型与定位的探索》,载《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发展趋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7月版)的范围。因此我们认为,图书馆作为人类的大脑将与人类永存,而图书馆发展建设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并不能依靠单纯的技术手段所能解决;图书馆的方法和技术可以随时升级更新,但图书馆的目的与人文精神却是无法泯灭和不可改变的。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如图书馆分类编目工作的发展进程。传统的图书分类编目,在社会进步和读者需求中逐步扩大了本身的工作范围,发展而为信息组织(Information Organization),如今又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进而争取达到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层次。从分类编目到信息组织再到知识管理,就是一个对传统分类编目工作不断更新与升级的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这一进程中并非只有工作范围的扩张与技术含量的增多,其人文关怀的程度也在不断地增强。可见那种把技术发展和人文精神视为“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观点是极不可取的,须知:技术唯有得到人文精神的支持才得以持续发展,人文精神也只有通过技术的发展才能够更好地发扬。

参考文献:

赵鑫珊:《人类文明的功过》,作家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董乃强主编:《中国高等师范图书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文载《四川图书馆学报》200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