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孔子同时代的荣启期在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之前是位社会影响颇大的人物。如《列子》、《孔子家语》、《阙里文献考》、《汶上县志》等文献中都有荣启期与孔子对话的记载。历代诗作中也频有对荣启期的赞颂，如东晋陶渊明《饮酒》诗里的“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唐代吴筠《怀古·高士咏》中的“荣期信知止，带索无所求。外物非我尚，琴歌自优游。三乐通至道，一言醉孔丘。居常以待终，啸傲夫何忧？”。除文字记述外，如我国禁止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之一、南朝墓葬出土的拼镶砖画（或称砖印模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就把荣启期与魏晋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画在同一幅画面上；如晚唐时期百姓日常梳妆照面使用的葵花铜镜，有的镜背上就雕铸有孔子与荣启期问答的图像。此外，民间还有以荣启期名字作为自己名字的风气，如魏晋文人裴启就给自己取字荣期，还有一位名叫范启的人，也给自己取字荣期。这些广泛流传于社会的文献、文艺作品，乃至民间习俗，无一不反映出自春秋战国到隋唐千余年间人们对荣启期的尊崇。
人们之所以推崇荣启期为“高士”，主要依据的是他与孔子问答中对自己愉悦心情的表白。这段表白的记载虽有多种版本，但主要内容并无太的差别，仅为文字上的大同小异而已。兹录如下：
“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为乐者，何也？’期对曰：‘吾乐甚多，而至者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人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宽也！’”（《列子·天瑞》）
这就是被后人概括为荣启期人生“三乐”的那段话，表述得虽然直白易懂，但内涵却十分丰富。现在就让我们来做一解读。
一、“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
荣启期感到快乐的最大原因，是觉得自己生来贵为人。现今有人以为生而为人和以人为贵是件很平常的事，觉得荣启期因此快乐是小题大做、难以理解。其实我们只要把这段话放回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语境中，立刻就可以感知荣启期快乐的所在。
荣启期生活在周代，而在周代前的商代，是个极度尊崇鬼神的朝代。《礼记•表记》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即殷商时代是以鬼神为贵而以人为轻的。殷商时代的人，特别是为奴仆者，生存有若猪狗牛马，生命毫无保障，随时会被挖眼剁足、或充当祭品殉品。这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相似：如古埃及以阿蒙——拉神和阿顿神为贵，如古希伯莱人以耶和华神为贵等等。都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但从殷商后期开始，这种认识发生了改变，出现了鬼神地位下降、人为尊贵的思想萌芽。相传周武王在起兵伐纣前所发誓言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的句子，文献中也记载着早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政治家管仲“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问霸》）之语，表明了自周代初年起，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并非受天地鬼神这些不可知的因素操控，而是由人构成、由人自身来主宰的，人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本力量，因此人在人类社会中是最可宝贵的。从而完成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
到了孔子时期，孔子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认识：一方面，他根据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思想水平提出了“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等命题，表面上似乎是在敬重鬼神，骨子里却隐含着对鬼神存在的不可确知因素；另方面，他对社会权贵用人形俑作殉葬品的诅咒（《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和《论语•乡党》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言行，最明确不过地表达出他对人和人生命的极度珍视。并以这种贵人、爱人的观念为出发点，建构起了用仁孝道德伦理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儒家学说。
由此可知，孔子儒家学说系初创于人对自身认识理性化进程的开端，产生于人、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方式基础之上；反之，如果没有生生不息的人群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则利用自然资源的技能和说明世界的思想学说等等一切都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越发“贵仁”（《吕氏春秋•不二》：“孔子贵仁”）、“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颂扬人（《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和珍视人（《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
在以鬼神为贵观念还占据思想领域相当大地盘、以人为贵观念还未取得根本性胜利的背景下，同站在对人自身认识渐进前列的孔子和荣启期相遇了。荣启期“唯人为贵”的坦诚表白，不仅使孔子多获得了一件构筑儒学体系的感性材料，更彰显了荣启期对人和对人类社会的自信。坚持这份自信、并认定这份自信无比正确的荣启期，心情必定愉悦快乐。
二、“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人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是二乐也。”
荣启期深感快乐之二，是因为自己生来为男人。于是现今更有人以荣启期持男尊女卑观点而对其嗤之以鼻。
地球上的生物，凡是以有性生殖方式繁衍其种族的，都有雌雄两性之别；人类也不例外。人类中的男女两性，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应延续后代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并非区分二者地位高低的标准。人类社会中女尊男卑或男尊女卑的现象，完全取决于女性或男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原始社会中，女性从事的农耕和畜牧生产，是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可靠保证；而男性职司的狩猎则因风险大和偶然性多，成了社会经济中一个无法确定收益的生产部门。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显然要比男性重要得多，因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都由女性掌管，形成了女性地位尊贵，权力、财产都按女性血统世系传承的传统。这就是持续了约数万年之久的母权制社会。后来，在历史进程中，男性陆续放弃了狩猎，进入劳动节律性很强的农牧业生产部门。男性拥有强健的肌肉、耐久的体力和没有怀孕产子、哺乳育婴牵涉的优势，大大地提高了农牧业生产效率，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女性却因转而从事家务劳动，逐渐丧失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强者地位。这时，社会就由母权制转型为男性地位尊贵，权力、财产都按男性血统世系传承的父权制，并出现了国家。
社会虽已转型为父权制，但母权与父权的斗争却一直没有止息。夏代在社会政治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王位父子相传的世袭制，标志着父权取得了胜利。但推翻了夏代的商代，其王位继承却退回到了父子相传制与兄终弟及制的并行，而兄终弟及制的实质是在保证母权血统的存续。这就是“殷道亲亲”，也是母权制在父权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回潮。商代灭亡后建立的周代，恢复了夏代的王位父子相传制度，并进一步地明确了嫡长子、嫡长孙的继承资格。这种对夏代王位世袭制度的完善，就是“周道尊尊”，显示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再度胜利。
母权制经历了夏代和周代初年两次严重打击后趋于衰微，但到了荣启期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母权制乘着当时社会动荡、阶级关系急剧变动之机又发动了一场以母权社会道德风习对抗父权社会道德的激烈斗争。荣启期回答孔子问话时所说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正是这一时期父权制为最终战胜母权制在舆论上的反击。因为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父权制取代母权制是历史的必然。荣启期审时度势，顺历史潮流而行，他又怎么能不愉悦呢！
这里附带说一句：中国与其它国家虽然都有男尊女卑现象，但二者的内涵却有些许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对女性既含尊崇、又有排斥，呈现出一种二元的态度，如在家庭中提倡敬母孝母、如《列女传》和“二十四史”里的妇女传记中，对女性中深知民族大义者和相夫教子卓有成效者的褒扬等等，就是这种尊崇观念的反映。这与古希腊社会一味指责女性是非理性并有道德缺陷的生物不同，更与基督教认为世界因一个有罪的女人而受到极大诅咒、因此视“妇女是万恶的根源”而持绝对排斥的态度不同。
三、“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荣启期的快乐之三，是因自己生命未遭天灾人祸而健康地生活到了九十岁。中国古代，特别是上古中古时期，人的寿命一般不太长，五六十岁即已算高寿，“人生七十古来稀”，能够活到九十岁的真是寥寥无几。《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寿”为“五福”之首，唐孔颖达将“寿”疏为“年得长也”。在古代那样战乱频仍、生活简陋的条件下，荣启期居然得以健康长寿，当然愉悦。
荣启期因长寿深感快乐，而快乐无忧也正是荣启期长寿的原因。据现代心理学研究，人在快乐时，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做ß-内啡肽（即“脑内吗啡）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防止机体老化；而人在烦闷愤怒时，大脑则会分泌出加速机体衰老过程的去甲肾上腺素。因此，一个人无论境遇如何，只要拥有乐观的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保持健康的体魄和年轻的精神。荣启期在说完“三乐”后所补充的“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能够正确面对人间荣辱贫富和生命终结的心态。长期生活于清贫中不感苦恼、死亡来临时不感恐惧的人，是绝对难以郁闷忧虑的。关于死亡，《尚书•洪范》中“五福”说之五即为“考终命”，唐孔颖达将“考终命”疏为“成终长短之命，不横夭也”。所谓“横夭”，包括了荣启期所说“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和战死、酷刑、冻饿等各种非正常的死亡。而“不横夭”，则是能顺利地经过从初生到成年到老年直至死亡这样一个生命周期，无病无灾自然平和地结束一生。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在复杂纷乱的人类社会中、能够在贫寒困顿的生存环境里，恬静平淡、不违背自然规律地走完全程，的确是件值得庆幸、值得愉悦的事。
荣启期能如此平和地对待人间的贫富冷暖、如此淡然地看待死亡、如此积极而愉悦地面对生活，全出于他的人生智慧。我们以为，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对荣启期来说不仅是磨练，更是他从世间百态体悟到人生哲理、形成特有智慧的过程。拥有这样大智大慧的荣启期，自然会以愉悦的心态度过一生。因此，中国人才把人生看成是人的生存及其全部生活经历，当作是一个不断撷取人间精华并积淀培育独特智慧的过程。这与西方教科书认为“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是全然不同的。
四、“吾乐甚多，而至者三。”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荣启期回答孔子的第一句话，即“吾乐甚多，而至者三。”这里，荣启期说的是自己身上值得愉悦快乐的事有很多，但是最使自己高兴的只有三件，这就是生而为人、生而为男、年而九十、处常得终。
一般认为人生的快乐有两种：一种是欲望得到满足的快乐，例如感到饥饿时正巧送来了美餐、想大出风头时总有一群人捧场等等，可以称之为感性之乐；一种是理智的快乐，例如看到正义战胜邪恶的愉悦、从书中体悟到人生哲理的愉悦等等，可以称之为理性之乐或得道之乐。我们说，荣启期“生而为人”之乐，是来自他在以鬼神为贵的思潮尚未退尽、以人为贵的认识尚未确立之时已具有的人能掌控人类社会的认识；荣启期“生而为男”之乐，是来自他在父权制尚未完全巩固、母权制社会道德再次回潮时坚定地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荣启期“年而九十、处常得终”之乐，则来自他对生命周期自然规律及人类社会规则的尊重与遵循。可见荣启期的“三乐”，是顺应历史（社会发展史及人类认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之乐，是比感性之乐更高一个层次的得道之乐、理性之乐；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正愉悦妙不可言，确乎为乐之“至者”。也是孔子和后世儒家所推崇和追寻的理性之乐。
想要真正获得这种理性之乐并不容易。它需要在人生旅程中经历无数次的成败进退、体悟无数次的世态炎凉，进行无数次的思考抉择，最终才能有所收益。被后世儒家推崇的“孔颜之乐”和近代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提倡的“快乐教育”中的“快乐”，实际上都是这种需要通过无数次历练才能得到的理性之乐。现而今有人把“快乐人生”理解为“酒、色、财、权”集于一身的人生、将“快乐教育”理解为只让孩子觉得自在快乐但不利于扩展其视野的教育，这就有点失之肤浅、甚至与理性之乐的真谛背道而驰了。
*
通过对荣启期“三乐”的解读，我们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悟：
其一、对古人及其话语的分析研究，不应放在现代环境中、用现代标准去衡量，而应将其还原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用当时的标准加以评论。因为时代不同、语境不同，评论的标准也就随之不同、结论更不会相同。这是我们运用研究方法时应该注意到的。
其二、谁紧随历史脚步、顺应时代发展、遵循自然规律，谁就会获得人生最大的愉悦；谁逆历史潮流、违背客观规律而行，谁的一生就永远得不到安宁。
2009年6月23日于回龙观田园风光
附一、南朝镶拼砖画（砖印模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共4幅）。画面最左边的是荣启期。20世纪60年代先后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大墓、丹阳胡桥鹤仙坳齐景帝陵、丹阳胡桥吴家村的齐宣（高？）帝陵、丹阳建山金家村齐东昏侯陵。
附二、晚唐葵花铜镜。20世纪60年代初出土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