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中华民族的教育记忆 – 董乃強

一、教育不是科举

时至今日，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里，还一直以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就是科举、科举就是中华民族的教育；科举是腐朽不堪的封建糟粕，因而中华民族的教育也绝不可取。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完全错误！因为不但教育与科举这二者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的教育和科举对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之所以说教育与科举二者性质迥然不同，首先是起止时间不一：教育这种特定的社会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特别是原始人群的出现而出现的，距今已有一二百万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的自然形态到自觉的制式形态，即从杂乱无章的随意口耳相传到有特定场所、特定教材、特定时间和特定人员教授的过程。它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也将随着人类历史的终结而终结。而科举的起始则一般认为在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的诏令，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的诏令，前后只持续了1298年。

其次是手段与目的不同：教育是通过各种形式（戏曲、音乐、讲授、参观、座谈等等）面向所有人进行的道德规范、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传授，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身心发育，体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厚的人文关怀。而科举则是当权者创置的通过文化知识考试手段达到选拔管理人才目的的国家制度，它所面对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读书人并带有极其鲜明的特定性与功利性。这一点从其名称上就可看出：科举之“科”字指考试的多个科目，如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即有“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之诏，而隋炀帝则在大业三年（607年）诏设了十个考试科目，即：孝悌有闻科、德行敦厚科、节仪可称科、操履清洁科、强毅正直科、执宪不挠科、学业优敏科、文才美秀科、才堪将略科、膂力骁壮科，后来这十个科目在唐宋元明清各朝虽然有所减少，甚至减少到只剩有“文才美秀”（即进士科）一科，但还是沿用了这个“科”字；科举之“举”字就是指依考试成绩的优劣荐举（录用）人才。因而“科举”一词的本意就是通过诸多科目的考试来选拔官员。

明明是两件事的教育和科举怎么会让后人混淆不清呢？这还得从科举制的形成说起。

人所共知，人类社会是依靠管理者来维持秩序、协调发展的。为从众生中找出最好的社会管理者，在原始社会阶段，人们采用的是“选贤举能”的公众推选办法，让公认品德高、有能力的人当首领管理社会；在国家出现后，先是掌控权力的贵族采用“子承父职”的世袭制度，以便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永远保有社会管理层的地位；而当社会发展、富有的平民阶层要求打破血缘世袭制度也来管理社会时，统治者就实施了由地方官员或中央官员考察荐举人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官人法”；在社会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庶民要求废止门阀大户把持察举各级社会管理者的情势下，全新的科举制度便应时而生了。科举选官面向全社会的每一个人，不分血缘门第的高下，只凭统一出题的试卷成绩优劣而确定录用与否，充分展现了竞争的广泛性与公开平等原则，它彻底变革了此前数千年的选官制度，是政治史上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

起初，无论是在各级官学学习的读书人还是社会闲散人士，都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但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唐玄宗“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即规定没有在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就读过的人一律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个敕令的本意是为提升并规范科举参与者的文化水平，使科举考试更富含金量，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两个意料之外的作用：一是促动了官学教育的发展，并将科举考试变成了左右官学教育的指挥棒，从而把科举和教育二者强行捆绑在一起；二是使人们就此形成了读书与做官二者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思维定式，也正是这种思维定式造成了后人对教育和科举二者的混淆。

如直到20世纪中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认定古代官吏统统是反动的，而“读书做官”思维定式则认定经科举选拔上来的官吏接受的都是反动教育，这就使“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成为当时輿论的主流，官方报刊上甚至把苏联领导层都拥有博士硕士学位归结为“苏修”之成为“苏修”的根本原因，并将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斥为“读书做官论”之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荒谬我们无须在这里批驳，但却必须探究一下“学而优则仕”倒底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意思。“学而优则仕”这几个字出现在《论语·子张》篇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原句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句中的“仕”是做官，“学”是学习，人们对此解都无岐义；关键在于对“优”字有不同的解说。经查，“优”字的本义是富裕、丰饶，有余。在《论语》这部书中，“优”字则作“有余力”解。如《论语·宪问》篇中的“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可证。因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正确直译是：做官有了余力就去学习，学习有了余力就去做官。可见，那种将“学而优则仕”释为“学习成绩好了便去当官”不是曲解、就是影射，显然是不可取的。

二、正确评价科举

百多年来，激进者们一直斥科举为万恶之渊，理由是考生进入考场前的严格人身搜检，侮辱了考生人格；回答试题必须在指定范围内复述书本所言，限制了考生发挥；考试使用的八股文形式更是钳制了考生思想；等等。从而对科举制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激进者们在否定科举时却偏偏忘掉了它参与的广泛性、它的公开公平择优任用原则、以及它在实施过程中的高度标准化这些基本点。而西方人正是看到并看重了这些基本点，才赞誉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1]，并将其移植于西方政府的文官任职过程之中。

平心而论，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成果，它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点，至今也还适用于中外现代干部管理而无可取代。而被激进者们所攻击的科举弊端，都不过是历代实施者们附加于科举骨架之上的皮毛，完全无伤于科举本体。即以考生入考场前的人身搜检为例，激进者们以为是对考生人格的侮辱，但却是科举制为防止某些考生作弊、以保证竞争公平性而采取的措施。因为自开设科举始，考场的弄虚作假舞弊之风也就随之而始。如对舞弊听之任之，必将有一大批庸才蠢才蒙混过关而获得官职，而这对巩固政权却十分不利，是统治者们不愿看到的；同时又会使大批正直的应举士子丧失选拔机会，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者，优秀人才的流失也是统治者们不愿看到的。因此从确立科举制度始，统治者就一直在出重拳对付舞弊者。历代的“科场案”件不断便是明证。试举二例：

一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会试科场鬻题案。之所以举这个科场案为例，是因为此案牵连到一位妇孺皆皆知的书画名家唐寅。唐寅，字伯虎。江苏吴县人。为人聪颖喜书画而不以科举为意。弘治十年（1497年），他听从好友祝枝山的劝说，用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准备参加科举。弘治十一年（1498年），他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乡试并考取第一名（解元），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主考官赞叹唐寅的文笔，便将他中举的试卷带回京城给自己的好友、礼部侍郎程敏政欣赏。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与徐经、都穆等举子为参加会试同到北京。到京后，唐寅即随徐经拜见仰慕已久的程敏政并向程敏政求赐文章。考前，徐经不知从何处取得试题并请唐寅代为预作。后在会试中试题果与徐经得到的题目相合。试卷阅完尚未发榜时，副主考对主考官程敏政说出题太难，只有一人答对。程敏政便随口应说：“那是唐寅吧。”此事恰让给事中华昹闻听，华昹立即以程敏政出卖会试试题上奏。皇帝怒而将程敏政、徐经、唐寅、华昹一并下狱，敕令彻查。结果是会试试题有泄漏情事，但出卖会试试题事并无实据。此案的处理是：主考程敏政对试题泄漏负有责任，罢官为民；给事中华昹奏事不实，降级任用；考生徐经不应在考前携带礼物去见主考，革去举人功名；考生唐寅不当向主考求赐文章，除去功名，谪至杭州衙门为小吏。程敏政出狱后不久便郁怒而亡。唐寅则耻于到杭州为吏，从此纵情山水声色，他的第二任妻子受已中式的都穆所诱，席卷家财委身都穆为妾。唐寅于悲愤中给好友文征明写信，自述遭狱破家窘况。

对这场无中生有的科场鬻题案，《明史》给出的说法一是官场倾轧，有人想打倒程敏政而发诬告；二是一些人嫉妒唐寅出众的才学，故将他拖入这一案件。唐寅好友祝枝山则认为是徐经的仇家在从中捣鬼。但无论是诬告者也好，捣鬼者也罢，他们所看重的是国家对科场案件处理的严酷。

另一为清咸丰八年（1858年）乡试科场请托案。当年，顺天府乡试结束发榜时，人们看到榜上前十名中有平龄的名字。平龄，旗人，著名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按清律，旗人不得为伶，并娼妓优伶不得参加科举。因此乡试榜一经张贴便輿论大哗，御史即向皇帝参劾此次乡试的主考官、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经查，平龄的试卷不仅“朱墨不符”，而且墨卷中的草稿不全、朱卷中还有经人窜改过的七个错别字。在所有中式的试卷中，发现有50多本试卷内有严重错误，甚至连在一本试卷中写有300多个错别字的考生也中了举。详查之下，柏葰受贿并被请托调换试卷的证据一一曝光。皇帝大怒，即命将正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及参与贿赂请托者兵部侍郎李鹤龄、同考官浦安、考生罗鸿绎押往菜市口斩立决。柏葰被斩后，副主考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又供认出曾烧毁过几张其子程炳采转来的请托条子，这些请托条子均为当朝高官子弟递送。于是，请托者与递送条子的高官子弟全部被捕。在全体涉案者中，程炳采等少数人被处斩，程庭桂等大部分人被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至此，这场乡试科场请托案才告终结。

这一假一真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科举制度的本身，特别是其原则，是值得赞誉并经受得起历史检验的；被人诟病的科举导至考生思想僵化和科场舞弊现象等现象并非科举制度本身造成，而是由掌控者所持方向及某些参与者人性的弱点所致。因此，我们在判断某种制度的优劣时，一定要十分清醒地看到这种制度的本质而不能被它的表象所迷惑，更不能幼稚到将它的表象视为制度本身。具体到科举制度来说，我们倒是应该摒弃那些激进者百年来的偏颇言行，撕掉掌控者打在科举上的时代印迹，剥去那些蒙在科场上贿赂、请托、枪替、夹带、人身搜检等等丑陋的外衣，还科举制度本身一个清白。

三、找回丧失了的教育记忆

我们在撕掉掌控者打在科举上的时代印迹，剥去那些蒙在科场上贿赂、请托、枪替、夹带、人身搜检等等丑陋的外衣的同时，更应该仔细地把科举和教育二者剥离开来，因为不如此便很难找回中华民族的教育记忆。特别是当今，在举国上下一片斥责教育之声中，这种正确认识科举、把科举与教育区分开来就越显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祖国传统的态度，更关连到我们能否承传优秀教育遗产、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科举制度自建立以来就遭人怒骂，在与教育相捆绑后人们便将这二者连为一体加以痛斥，清末科举被废止后人们转而抨击教育至今。这种转移斗争对象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但是，全民斥责当今的教育并不为错，因为现行的教育从体制到内容都有问题！不过这些斥责却与中华民族的教育无关。因为中华民族早就失去自己的教育了：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在外来强势（有军舰大炮的武力征服、有传教士传教的文化渗透）和清朝政府腐败的双重作用下，国人对自己民族教育的自信开始发生动摇。半个世纪后的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方的惨败又使国人把对民族教育残存的一点自信完全摧毁，从此教育便舍弃自我而照搬甲午之战的胜者日本。嗣后，在郑观应、康有为、李端棻、孙家鼐等人一再上书政府“办学校”的努力下，在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时开始出现了采用日本中小学七四学制的新式学堂[2]。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将全国的书院都改为学堂，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政府批准实行张百熙上奏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4年1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又批准实行张之洞上奏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被统称为“清末新教育”，但实行起来既无师资亦无教材，于是从学制到教育行政组织到教育理论、教学方法都去模仿日本，如：外请日本教习来中国任教、派员出海到日本考察教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教材也全部译自日本等等。国内开始有了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的设立。但这时尚有一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气息。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政府下令废止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又一转折点。因为在与科举制度捆绑后，中央官学国子监，地方官学府学、县学，与农村私塾家塾已按科举指挥棒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教材教法，科举制度被废止，意味这一套完全被打碎而不复存在。此后，中国传统的大教育被引进的带有保守特征的西方传统教育所取代，并在以传授技术为主的学校教育中比照西方尽量把学科细分，全然抛弃了东方的整体思维特点。

西方看到中国如此谪损本民族的教育传统，就投其所好地实施“退款兴学”。背景是1900年（农历庚子年）德国、奥地利、俄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保护在华传教士的正常传教出兵侵略中国，并要求清政府“赔付损失”共4.5亿白银（是时中国全国人口4.5亿，即侮辱性地要求每个中国人赔付白银1两。规定39年还清，本、利共计9.8亿两白银）。美国得到第一笔赔款后，对这笔巨额赔偿金的使用，举国上下都在鼓吹“退款兴学”。其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斯在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则这一国家就会由于这方面的努力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报偿……乃至控制中国的发展，即使用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3]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退款兴学”议案，将退还的部分庚款建立“中美庚款董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两大组织，进行在中国举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活动，以便通过传授文化技术和美国生活方式来控制中国。美国带头这么做，其他7国也都纷纷效仿。（一说唯独日本未退此款，而是将此款用于扩充军备，以备再度侵略中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令“废止尊孔读经”，即禁止中国人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及研习本民族的经典文本，推行德国式的军国民教育。不久，蔡元培辞职，教育仍搬日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全盘否定和全面扫荡：如中国历史是五千年的吃人史、百姓人人都是阿Q、汉字阻碍社会前进“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席卷中国大地。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照抄美国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中小学六三三制）出台，标志中国教育由照搬日本改为照搬美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教育部改称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坚持移植法国的“大学区制”年余，后蔡元培辞职，教育制度仍照搬美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边倒”地照搬苏联教育模式。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狠批“苏修”，之后不仅恢复使用美国教育模式，还接受了其它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其实，照搬或引进的这些教育模式都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有的模式在西方已经过时甚至已证明是失败的，但我们都照搬不误。如晚清引进了西方带有保守特征的传统教育，而后引进德国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时就将“注入式”教学方法全盘搬进了中国等等。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大国，就这样舍弃了自己的教育传统，反而用了百多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教育领地办成了西方种种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试验场！使几代中国青少年统统成了西方教育的试验对象！至今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还在穿戴模仿西方由中世纪僧侣服稍加变化而来的学位服照毕业像，互庆自已结束了西方教育模式的试验或训练！这不仅形成了“谁的教育模式都行、唯独中国教育不行”的思维定式，还令几代中国人逐步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教育记忆与价值观。

据目前举国上下对教育极度不满的现况，可见我们照搬外国模式的确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虽然科学知识没有国界，但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则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接受能力而改变的，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一个固定施教模式。我们的教育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在于失去自我而形成了骨子里的自卑。

将被捆绑在一起的科举与教育二者剥离开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教育的辉煌：

中国自远古时期就开始了教学活动，数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教”和“学”字，懂得了育才。如西周时期的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诸侯会盟的葵丘大会上，盟书中就明确规定要“尊贤育才”。公元前6世纪孔子设立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打破了统治阶层对教育的垄断，把文化知识传播到了民间。孔子认为社会上所有的人，无论其身份贵贱、家境贫富，都有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因此他所收的弟子中，就有南宫敬叔这样的贵族子弟、有端木赐（子贡）这样的大商人、也有城市贫民颜回（颜渊）、“鄙之野人”子路（仲由）和“贱人”冉求（冉有）等各种贫富不等、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孔子的这些言行标志着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真正高举“教育平等”大旗的人。因为在西方，与孔子大体上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古代希腊的教师、都收学生、都在提倡教育平等，但他们界定的平等只是在自由民（即“公民”）阶层之间实行，奴隶则被排除在外。（著名的奴隶伊索就是一例）他们所收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属于奴隶阶层的。故古希腊时代能够接受教育的，不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0%。

据文献记载，孔子的教学活动多为师生问答式的。即老师提问弟子回答或弟子发问老师解答。对不同弟子提出的相同问题，孔子总是根据弟子的不同性格与接受能力给予不同的答复。例如子路和冉有都向孔子提出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即听到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情就马上去做吗？孔子根据子路勇武莽撞性格回答的是：你还有父兄在身边，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应该先征求一下父兄的意见再去做；而根据冉有比较沉着稳健性格回答的则是：听到后要马上去做。

又如孔子对弟子们提出什么是“仁”的疑问，回答聪敏好学的颜回是：要约束自己的视听言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回答出身于“贱人”世家、见闻并不甚广的仲弓是：自己不愿意得到的，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回答宋国贵族出身、性急多话的司马牛（司马桓魋之弟）的是：仁人就是把话存在心里，忍而不发。

上述种种对同一提问的不同答复，正是孔子根据对弟子不同性格和接受能力的发现后做出的，体现了他教学的“因材施教”思想与方法。

为锻炼弟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孔子从不急于把问题的最终答案告诉弟子，而是让他们自行思考、自已找答案，只在他们实在解决不了时才略加指点，使他们他们开启思路、得出结论。这就是孔子在教学中一贯采用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方法。后人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八个字简化为“启发”一词。启发式教学法当为孔子首创。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仅此三点（还有“学思结合”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教学相长”即“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就足已奠定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尊崇地位。有人把现代教育思想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发现和开发为指导思想，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为宗旨。”现让我们把2500多年前孔子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作一对比：

其中，“君子不器”是《论语·学而》中记载孔子的一句话，本意是：君子大德多才，不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一种固定的用途。也就是说，君子不是一件特定的工具，而是一位可以胜任多种工作的人。孔子教学的目的是把弟子都培养成为君子。我们一般都把君子仅只理解成文质彬彬、谦躬有礼、道德高尚的人，而孔子在这里进一步解说君子不只是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

从上表不难看出，2500多年前孔子提出的教育理念与当今为世界所认同的现代教育理念何其相似！后世儒家如孟子等，对孔子教育思想又多加发挥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儒家教育体系。儒家教育实际上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三者紧密相合的大教育和全民教育，舞台上搬演的是忠孝节义、家庭中闲谈的是父慈子孝、官学书院里研习的是仁义礼智、私塾家馆教的是谦恭诚信，全是教人之所以为人的。城镇中自不必说，在普通乡村里，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一贫如洗的，对教书先生都尊敬有加，一遇大事小情必定要请教书先生拿主意。就连目不识丁的老奶奶都知道要“敬惜字纸”，即写过字的纸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用来包东西、擦鼻涕，必须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焚化。这些都表现出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极度尊崇，因此中国才有了“礼仪之邦”的美称。总之，我们传统教育的精髓就是教人在社会上做个“至德至善”的圣人、做君子、做好人（即对他人、对人类社会的好和对自然宇宙的好）。成为圣人、君子、好人后，无论再去从事何种工作，就一定能够恪守道德、全心为民。这就是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的优异之处，

我幼时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门前看到该校的校训，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社会因教育而光明

仔细品味，我们就会对儒家人生观和儒家教育的价值观肃然起敬。

对儒家教育观肃然起敬的不仅是国人，西方人亦然。如北京一所西方人出资兴建、管理人员及教师均为外籍人士、只收各国在北京工作的人员子女入学的国际学校“京西学校”，不只按国际标准设置了从幼儿园到高三各个年级的课程，还特别开设了中文部。学校开办以来已有4届300多名高中生毕业离校。每届毕业生都身着富含中国元素的短袍，先到万里长城上合影，再集中到北京孔庙大成殿前的月台上举行毕业典礼。典礼上有特邀的孔子后裔对毕业生致词，也有毕业生代表向学校致感谢词。按西方惯例，毕业生代表一定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学习成绩特别出众者，但自2010届始，改由学习儒学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代表致词。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一个规定，即每个参加国必须把一件最能象征自己国家的物品放入联合国大厦。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政府送去了一幅孔子壁毯；1971年11月15日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后，中国政府又送去了一幅万里长城壁毯。京西学校毕业生在万里长城上留影、在孔庙大成殿月台上举行毕业庆典，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尊重。而毕业生人人身穿富含中国元素的短袍、由学习儒学成绩优秀的毕业生作为代表向学校致谢词，则体现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喜爱。

在毕业典礼进行中，该校的法人代表Michael Crook先生询问我：“我很奇怪。我们的毕业生都穿上了有中国元素的毕业服，你们的毕业生怎么还穿我们西方人的学位服？”我无言以答。是啊，西方的学位服是由中世纪欧洲僧侣（传教士）的黑色长袍和头巾演化而来。僧侣（传教士）之所以穿连着头巾（兜帽）的长袍，是为了抵御修道院高大建筑里的阴冷严寒。欧洲之所以用僧侣（传教士）衣着为学位服，是因为欧洲早期大学里的学者都是僧侣（传教士）。我们的学位委员会正继承了百年来全盘接受强势文化教育的传统，在符合所谓“国际惯例”的旗号下，于1994年5月10日下达了统一制作款式、颜色与西方学位服全然相同的中国学位服，仅有袖口处绣长城图案、袍服前纽采用中国传统的布制纽攀、套头三角兜形垂布使用织有中国特色花纹的织锦缎制作这些细微的区别，无怪Michael Crook先生误认为它是西方的学位服。

京西学校毕业典礼上的种种，是不是值得我们每位炎黄子孙扪心自问：我们倒底还有没有中华民族教育的自信与自尊？

而要树立起我们中华民族教育的自信与自尊，则必始于找回丧失已久的中华民族教育记忆。

注释：

[1] H.G..G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Feb, 1964, pp.183.

[2] “学堂”一名出自汉朝。据《汉书·文翁传》载：西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宫以教育郡以下各县乡的子弟，人称此类学宫为“文翁学堂”。清末则将仿日式学校称为学堂。

[3] 见A.H.Smith:China and American Today ,pp213—218,纽约，1907。

（

（（原载《孔庙国子监丛刊：201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11月版、腾讯网儒释道频道2013年10月25日转载时更名为《科举真是万恶之渊吗？》http://ru.qq.com/a/20131025/0172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