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談創作之道，提出「積學以儲寶」的說法，認為創作雖是才性的表現，學問的積累仍然重要，所以儲學就是積寶，學養不足，寶也不備，但學在於知，只學而不知，學也無益處。學必定有知，學之外，又在於行，行是行他的為人。如學只是知，卻不懂得處世的法則，也就是不懂得做人，學也是枉然。
以孔子的訓言說，孔子講自己學習不厭棄，教導學生不勞倦，所重就在「人學」，「人學」不必一定要很高的學問，是要人在學問中學得怎樣做人，所以一般對讀書人都稱學人、學者、學士，基本上是稱有學習的意思。但學習是學習，學習還必須有知識，沒有知識，學習也沒有所謂的收穫，而學習除了獲取知識之外，更要懂得實行。如孔門七十二弟子，最能學習孔子的就是顏淵，顏淵講：「夫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指的顏淵所學在學孔子的為人，不在學孔子的知識，他的學在學怎樣做人。如《論語》首章講：「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子講求就是作人的是否，而作人的是否本來不要他人一定瞭解我，他人不瞭解我，我也無所謂，我仍勤於學習，這樣的學習才是真正的學習。
再就「學」的本義說，學在學做人，學做人本來就不必一定標示知識的高遠，有如孔子這樣的聖者本來就不重著書立說；因為不重著書立說，所以不重自我的表揚。孔子如此，經書也是如此。以五經為例，如《詩經》三百篇，作者可考的只幾首，就是詩篇的編者也不可考；又如《書經》數十篇，不知作者是誰，也不知編者；再如《易經》、《儀禮》，作者是誰也不可考；諸經之外，《春秋》是孔子所寫，但孔子寫《春秋》是根據魯史舊聞，和一般著書立說到底不同，這些都是古代重學不重知的顯例。
經書之外，先秦諸子還是以學為要，他們著書立說並不重視聲名，比如老莊，《莊子》內篇七篇，《老子》上下篇，雖傳說是莊老所寫，但《莊子‧外雜篇》卻不知出自後代那一人之手，也不標姓名。稍晚如《呂氏春秋》，是呂不韋賓客所寫，賓客姓名也一概不知：再以史籍說，《史記》是司馬遷的論作，看他的自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明確知道他的書在傳道不在立名。又譬佛門經典，簡要如禪宗就以「不立文字」相傳，師弟傳授用的也是「語錄」之體。至於集部的創作，就如唐朝韓愈所說：「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他的闢佛如同孟子的拒楊墨而慨然以師道自居，講「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因此，出處進退，飲宴會別，人生契闊，吟詠篇章，都因「道」而見，以是「道」不在知識上見工夫，是在實賤上見工夫。韓柳如此，李杜亦然，詩文所寄，都在傳道，後人雖稱他們為「文學家」，但文學家的使命仍在傳理想的正道。
總之，知和學，學和知，彼此有別，儒家之學，本來不在盡知，是在因學而得知，因得知而成為善人、佳人、好人，開始並不曾要瞭解天地事、人間事，，或者要「打破沙鍋問到底」求細密處，他們學問的基點仍在尋求美好的人生。
其次，談到器和識，說法也有分別。器是用度，識是廣見，識者依廣遠的見解順器而行，使器充分運用，識就展現器的長處。如《論語‧為政》講「君子不器」，朱熹就解說：「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體沒有不具備，用沒有不通達」，說器作的物，人人都可用，但不是人人都能專用，須要應時應地而用；意思說明在位的君子，位在眾人之上，他們能用人，卻能自主不供人使用。又如稱讚子貢是瑚璉之器，「瑚璉」是玉製的器，用在宗廟盛接黍稷，雖穩重華美，卻不是時時可用，也不是處處可用，得看情況去調適，所以子貢除了一才一藝外，還需具備各項才藝。
至於器物本身，貴重而備位致用，所以應該隨時寶藏，如《易傳》所講：「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如孔子所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等語，所重都在內涵，君子有他的內涵，能像器般待時而動，就能因應材能，得所成就。次如器的用，意義也在致利，如《易傳》所講：「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但器有自然的器，有人文的器，前者以物為重，後者以人為重；物待製作而成，人待修養而致，目的都期待成為天下之用。再以談到人器，他不是為一己而是供羣體之用，所貴在因材幹成為羣體的教化，《中庸》講：「贊天地之化育」，就是這番意思。所以人器的成就都在教化，少了教化，器就不成，俗語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木在於滋潤，人在於教養，少了滋潤少了教養，木就不能成巨幹，人就不能成大人；而能成為大人，根本就在教養，教養又在教化，以養以教，人物才能樹立，也才知人物的樹立不是朝夕可成，如賢者錢穆所說：「大人物之興起，乃需歷史性，經長時期之栽培。」栽培的方法就在深化的教育；也瞭解大人物的養成一在栽培，一在使用，「栽培」在深化的教育，「使用」在政治的陶養，二者兼之，錘鍊積久，才能有成。
說到人物的成就，本來就不離政治和教化。上層者要維繫人民，要作人民的領袖，作人民的導師，在才德之外，還須具備相當的膽識，畢竟「識」仍是決策的條件，孔子講「仁且智」，仁智並言的「智」，其實已包括一個「識」字。所以智者，在有所識，也在有所見，因為有所識有所見，才能理解變化，審察情勢，能適時審察情勢而理解變化，那人必是一位豪傑英雄。
因此，正如魏晉劉劭《人物志》所講：「明能鑒機，謂之達變之士」。達變，在於通權應變，應變之來，一在知通，一在知先；知通曰「通識」，知先曰「先識」，前者知古亦知今，後者知今亦知後，合而言之，就是「達識」。這達識推而遠之，就是所說的「淵識」、「遠識」，人有淵遠之識，進之以大器，那這大器之識可供大羣之用，也可替人羣帶來大的福祉。是知如人有他的「器」有他的「識」，以宏闊器的識行他的德業，必一切昌盛，例如岳武穆之賢；反之，無器無識或器小識狹，一以滿足私慾，終將永遠為小人，例如秦檜之流；就中判別，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