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列事實（1-3）的敘述，說明中國思想另有它潛藏的特質。這特質預示了自先秦至戰國的思想家，不論儒、墨或其他諸子，他們主要的任務，並不是想建立一個思想系統或以學問傳世。支持他們生活最強烈的因素是經世濟民，是直接參與政治並能影響社會；且而對政治社會賦予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能遇明主採納他們的意見，實現他們的抱負，徹底達到得君行道，才是他們人生最大的宏願。這些人物，有的重視人生的修養，有的重視學術的思考；前者是把德性修養當作是實現社會理想的根基，後者不過當作外顯事業的追求。而設若這方面的努力失敗或受挫，他們立即退而求其次，有的教授門徒，有的修身養性，終極仍在求得安心立命；統而言之，即一在求內聖之道，一在求外王之顯，其源雖溯自先秦儒家，在內外的途徑上二者是相互貫通的。是而就早期的儒者言，其表現大都顯於外王的事業，秦漢統一之後，由於專制帝王統治，外王事業即轉化成在朝的出仕，如《禮記‧儒行》所說「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便是這時期的寫照。降及宋代，北宋諸儒如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二兄弟等客觀方面的要求較強；到得南宋，政局日非，多半趨向於心性的路，心性一路，其源蓋肇端於孟子，它雖是一條逆返的路，同時是一條心靈開拓和精神昇進的路，亦是一條無止境的奮鬥之路。有了這方面的開闢，儒者進退之際皆能從容而不失據，不論其為客觀或主觀的奮鬥，對人生的進路都具有同樣積極的意義，也經由這兩方面交互的聯結，確立了儒學實踐的意義，也確立了儒學思想的宗教性，此宗教性，儒家如此，道家亦復如此。而此宗教性的判別，儒道與其他宗教就顯有不同，其他宗教是經由信仰達到心靈昇華的效果，儒道則由人文或理性的進路達到人生境界的提昇，實踐的過程彼此雖有差別，圓滿的人生歸趨則是一致。

綜上所云，知由於中西思想的差異，也知由於中國思想的過於強調實踐和實用，純智性的活動即較缺乏獨立性，理論的分析與系統的繫聯亦少講求，自行從事思想推究的能力即不容易展露，以是終極歸趨即在求天人合一的境況，然此天人合一境況所說的自然，當已不是科學化的自然，而是道德化的自然；以其為道德化的自然，所以用圓融、和諧作為中國思想的原理與歸宿，順著這原理與歸宿推衍下去，其與純數學的演繹和科學的實驗彼此即遠遠偏離。

總之，中國思想之型範雖不如西方哲學的論辨嚴謹，亦不如佛教的深沉體驗，但無疑地卻凝鑄成一個圓熟而厚達的理念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