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如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论文通过对儒家忠恕之道的诠释和发挥，结合现实，提出忠恕之道可以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之一，以推动人类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走向大同。“忠恕之道”是实践“仁道”的基本途径与原则方法，当今已经成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忠恕之道应用在处理世界各个文明的关系中可以促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走共同发展之道，以忠恕之道为价值指导原则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做出贡献。

关键词：忠恕之道；金规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观；构建

20世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进程发生了从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性向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地球村”的巨大转变，民族的、地域的文化逐渐成为统一的世界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笔者下面通过对儒家忠恕之道的诠释和发挥，结合现实，提出忠恕之道可以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之一，以推动人类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走向大同，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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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恕之道，行仁之方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曾子认为孔子可以“一以贯之”的就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作为孔子自我修养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为后儒所重视，历代都有新的发挥。《论语》记载：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雍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所谓“忠”。在《论语》里，“忠”不是像后世那样，专指处理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它还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如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主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篇》），“与人忠”（《子路篇》），“忠焉，能勿诲乎?”（《宪问篇》）这里所说的“忠”，都包含着对国家、对君主、对上司、对朋友、对职事,真心诚意，尽心尽力,积极为人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所谓“恕”。在《论语》里，“恕”包含着“宽恕”、“宽宥”的意思。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这与《卫灵公篇》一样。“恕”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来践行“仁道”。另外，孔子所提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公冶长》)也是“恕”品德的体现，孔子强调对“恕”道要“终身行之”。可见，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仁者爱人”的精神，是实践“仁道”的基本途径与原则方法。

《大学》以“絜矩之道”解释“忠恕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这里“絜矩”，据朱熹注：“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就是说，“絜”指一种度量，“矩”是制作方形的量器。“絜矩”即引导、示范之意。这里是从否定方面，即不应该做什么，来强调忠恕之道的。《中庸》亦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据朱熹注云：“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这里是从肯定方面，即应该怎么做，来强调忠恕之道的。而无论否定方面还是肯定方面都是以自己作为标准以达到爱己爱人，走向仁道。

孟子发挥孔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孟子·尽心上》），朱熹注云：“强，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是说只要努力地按照忠恕之道去做，凡事推己及人，就离仁道不远了。

由此看来，忠恕之道即仁道，其道实一本之于我心，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者。而言忠恕，则较言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工夫，人人可以尽力。①至于如何实行仁，则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②统而言之，忠恕就是现实仁的具体途径。析而言之，忠和恕又有所不同。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说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孔子就认为子贡做不到这一点。《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这也是强调忠和恕尽管还不能等同于仁道，但相差也不远。

忠恕之道作为求仁之方，还是目的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忠恕之道是实现仁德的方法，人本身才是目的，但实现仁德的方法与人本身之作为目的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合二而一的。忠恕之道的内涵中就包括了目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去对待。这完全出于对别人的同情与尊重，而不是将别人作为工具去对待，在这里，方法和目的完全合一。忠和恕是实现仁的必由之路，孔子把“忠恕之道”作为其思想的“一贯之道”，是因为“忠”和“恕”两个方面的内容，正是仁者爱人的总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二、忠恕之道：全球伦理的“金规则”

所谓全球伦理，又叫普遍伦理，它并不是一种人为的理论学说，它是全球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愿望和要求：争取建立全人类能够共同接受或遵循的伦理规则或原理。孔汉思和库舍尔指出：“这全球伦理是指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他们还强调：“全球伦理所要做的，是要阐明各种世界宗教经过有种种分歧，但在人类的行为、道德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已经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全球伦理不是要把各种宗教简化为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①]这说明全球伦理是以承认文化多元化为前提的，是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主动地寻求伦理道德上的共识，以图解决人类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全球伦理的问题就成为不同文化进行和平对话与相互理解，以及在这个基础上谋求共同发展的问题。

全球伦理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人道之两个基本原则：每一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条规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②]。这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所谓“金规则”，是全球伦理的普世原则，是体现在各宗教和“非宗教传统”中的共同原则，它在不同时代及不同的文明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表达和理解，例如蓍那教经典这样说：“你认为该挨打的，除了你自己以外便无任何人……。因此，他既不对别人施加暴力，也不让别人施行暴力。”（《阿卡兰苏特拉》5·101-2）佛教的经典这样说：“以己比人曰，我如是，彼亦如是，彼如是，我亦如是，如不录杀人，亦不使人杀人。”（《经集》705）“我既爱生而不欲死，喜乐而不欲痛。设若有人欲取吾命……倘我取其命而其爱生……。我岂能加之于人？”（《相应部》，第353卷）代表古印度文明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以既肯定又否定的方式表述“金规则”：“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想往渴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圣教王》113·8）基督教的《圣经》也是既用反面又用正面的方式表述“金规则”：“你不愿别人对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对别人做。”（《多比传》4：15）“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路加福音》6：31）据称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宣布“金规则”为“最高贵的宗教”：“最高贵的宗教是这样的——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圣训集：穆斯林，论信仰的第一章》）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提出了“理性”版本的“金规则”：“要按这样的准则去行动，这些准则同时可以为自身的目的而作为自然之普遍法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康德《实践理性批判》A54；以及《道德形而上学之基础》BA，66以下）[③]

在中国儒家眼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消极的表达方式。其积极的表达方式为“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或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大家都认为这个消极的表达方式可以作为人类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上的共识，并把这个作为人类伦理道德的金规则。也就是说，这一金规则不但对人以及人的人格、个性、爱好、选择等适用，而且对家庭与家庭、社团与社团、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也适用。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就是这一金规则的生动体现。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制定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更明确地说：

我们提议，以数千年来在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中一直得到肯定的“金规则”，作为据以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或用正面措辞来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这条规则应该不仅对人们自己的家庭、朋友、社团和民族有效，而且对一切其它的个人、家庭、朋友、社团和民族全世界以及整个宇宙。[④]

这里前一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一原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忠恕之道实际上已经成为指导人类的普遍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忠恕之道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伦理的核心内容，是因为全球伦理作为儒家的德性伦理包含着宗教伦理与规范伦理的某些内容，它是儒家德性学说在社会层面的应用，也是“血缘亲情”原则的合理推广与合情发展，构成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因此，它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共同情感之上的德性伦理。按照孔子和儒家的学说，人类不仅有共同的情感，而且与道德理性是统一的。正如孟子所说，人是同一“类”，凡同类皆有共同的感情，有共同的本性，这就是人类可以进行对话交流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三、忠恕之道，促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忠恕之道应用在处理世界各个文明的关系中可以促进多元文明和平共处，走共同发展之道。按照忠恕之道，人类不同文明可以进行和平交流、公平竞争，以避免不同文明之间的不信任、仇视、乃至暴力斗争。

如果要概括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区分为八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世界文明区分为20多种。其它一些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也有不同的区分。这些划分都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出世界文明发展存在的多样形态。联合国《世界文化报告2000》在谈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时说：“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它在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最终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意愿的产物。”“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存在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⑤]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界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多元文明的在全球现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和平共处，发展进步的问题。各文明的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久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别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许多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亨廷顿早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提出：“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的或经济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后来，亨廷顿在他的专著中发挥这一观点说：“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它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9O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⑥]他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的批评。

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特别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文化霸权的出现。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它文化的“其它性”并改变这种“其它性”。这种态度带有一种悖论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⑦]。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是相反的，也往往被作为所谓的文化“一元化”倾向的主要表现来看待。其实，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对多样形态的挑战，又是对一元性的僭妄。在文化帝国主义横行的情况下，世界人权、全球伦理、普世价值要么根本无法付诸实践，要么一付诸实践就被利用，从而走向反面。

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西方文化中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没有遵循基督教“登山宝训”中的博爱精神，而是遵循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结果使西方文化富有极强的侵略扩张性格，盛行以国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国家目标控制世界的帝国主义精神。特别是美国，由于移民征服的建国史造就了美国人富于开拓和征服精神的民族性格，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最终导致了美国现今的霸权主义的国家战略观。美国人的先辈是从海外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拓荒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和挑战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普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观，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宣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美国自建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优秀民族，别的民族是劣等民族，别的国家是流氓国家。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为自身的生存和拓展进行斗争。

美国还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理念在对待其它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时采取“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态度，对此亨廷顿说：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⑧]“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它社会羡慕的目标。”这显然还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态度。当然，亨廷顿也意识到了这种“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所遇到的问题：“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⑨]

文化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所谓一元论，包括世界的一元化和历史的一元化。世界一元论者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具体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者。西方中心主义在近代的出现和存在，虽然有其历史的理由，但它绝不因此便是公正的，尤其不是永恒的。用世界一元主义去解说历史、摆布历史，便有了历史一元主义。历史一元主义曾是一个美妙的构想。它产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本着世界一元主义、按照自己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时期。实际上，世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历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⑩]

全球化和多元性之所以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根源在于人类每一个文明的载体所具有的双重性——民族性和人类性。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但它也是重新发现个性特征的时代。对个性的发现带来了对独特性的赞赏，同时全球化也使人类进一步了解差异性。因此，全球化和多元性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趋势是我们当今现实的两个方面，其最初的发源地和最后的根据地，都在这个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分合之中。人是群居的动物，在漫长的的历史发展中，世界上不同的人群为了适应和应付不同的外界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群体的共性。共性对于群中人而言，是不学而能不言而喻的，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对于群外人而言，往往就成为相互区别的依据和标志。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共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民族性。但是不同群体的不同民族性中，也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人作为动物当中最特殊的一类，具有相同的头脑结构，处于地球这个共同的环境之中，具有区别于任何动物的应付环境的生活方式，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心就是人们常说人类性。从理论上讲，人既有民族性，又有人类性；人类性就存在于民族性之中，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内。

解决多元文明冲突的最理想办法是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将忠恕之道经过现代诠释，并运用到多元文明的人类社会，实现“超时空”的结合，这样人类就有可能通过忠恕之道走向儒家心目中“天下归仁焉”的“仁道”，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大同理想。实现仁道的基本前提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没有对话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增加出现霸权的可能性，没有对话的多元性可能会形成更多的排他性。这种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便继承了苏美尔、卡尔德的文学遗产，而其中关于洪水的细节，后又被犹太人改编收入《圣经》，并成为《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至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交流，乃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罗素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11]杜维明先生从全球文明对话的高度强调了多元文明和平对话的深远意义。今天，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取代了超级大国的两极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情不自禁地得出轻易的概括：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或太平洋世纪。实际上，我们所目睹的正是全球历史的真正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新的起点必须以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我们意识到植根于种族、语言、领土和宗教差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对话的必要显得特别紧迫。霸权政治淡化之际，我们欢迎沟通、联系、谈判、互动、讨论和合作时代的曙光。因为全球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其中之一宣称自己的文化至高无上，那只是暴露出自己的傲慢自大，不同社会之间互相参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令人渴望的，也是必不可少的[12]。这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也产生了现实的效应，“儒家做人的道理，通过文明对话，已经和世界各种精神传统结盟，成为21世纪超越‘凡俗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的共通语言。儒家式的基督徒即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和尊重其他宗教的信徒。儒家式的佛教徒即是崇尚人间佛教或人间净土的佛门弟子。明清时代有自称‘回儒’的伊斯兰教徒，如王岱舆和刘智。当今儒家式的穆斯林或许可以说是‘儒回’。近年来我也接触到认同儒家的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这些在儒家传统中获得启迪的人，都认同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13]因此，以忠恕之道为价值指导原则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结语

忠恕之道不但有着普世性，而且有着先进性，可以代表我们的先进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曾经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鉴照今天和未来。”[14]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说：“我们东方文化是有些好东西，如中国古书上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15]

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多元性是基本特征，要构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就要集思广益，吸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当中那些具有人类共通性的价值观，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就需要处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能站在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一起探讨，一起努力。今天，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而且是重要的一员，中国正逐渐崛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程中，中国应该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各个方面的工作，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做出努力，不能再失语于世界，而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年04期

①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98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39页。

[①] [德]孔汉思和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1、2页。

[②] [德]孔汉思和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③]以上引文均见孔汉思和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第149-152页。

[④]《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第159页。

[⑤]《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⑥]萨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28-229页。

[⑦]王逢振：《全球化和文化同一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编《国际文化思潮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⑧]萨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99-358页。

[⑨]萨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⑩]庞朴：《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世界文明走向的两种相反预测》，《文化中国》1994年12月号第一卷第三期，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11]罗素：《中国问题》，第146页，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

[12]杜维明：《多元现代化：儒家东亚的启示》，在哈佛大学“回儒对话会议”上的演讲，2000年5月21—23日。

[13]杜维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人民论坛》2014年8月上。

[14]泰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博士的致词》，《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

[15]《季羡林文集》第14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