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引用周濂溪的說法，認為存養在寡欲。但只是寡欲，遇到外物的引誘不能克制，寡欲必然流於浮面，那人的修養也不能美善。因此寡欲之外，克己的工夫還是重要，克己工夫做不到，心不能安定，徬徨躁進，修身仍然無益。
於此，《近思錄》特別引伊川的話，講：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1.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2.聽箴曰：人有秉彝（持守常道），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防止）邪存誠，非禮勿聽。
3.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4.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
本段文字稍長，卻是克己旨要所在。所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做人處世自然的態度；「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又在自我的省察。所謂「制於外」，是先制內，然後外才有所制，不是本來就制外，是應內制了，外才能養，內不制，心不能存，又如何能養，這是伊川剴切教人的意思。進一步說，人的視聽言動容易受外物矇蔽，蔽障既交之在眼前，如果沒有克制的念頭，非禮之想法就堂堂皇皇進駐進人心，人在當下怎麼能不生非分的想法和非分的念頭。是而必如上所說，要先安內然後才能制外，内得安，外得制，才能「克己復禮」。克己復禮是立基的工夫，工夫要始終不間斷，這人才能誠明而從容中道。而誠之意本在自己，如人時刻惕勵勉行，閑邪惡惡，節操自好，就沒有所說的滅理犯義之事，這就是「志士厲行，守之於為」的大義。反之，雖稱志士，卻不厲行，反身也不誠，就不值得稱士，所以講到「守之於為」的守，意義是深切的，一定要那人立定決心，有守有為，才能克制欲求，如果無守無為，沒能克制欲求，要那人堅定志向恐怕困難。
其次，所說的克己，其實是明白自己的不善而歸於善。這道理一般人都知道，但一般人都不能行，比如羞愧的行為，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已經先知先克，「善」便能堅守，便不流於「惡」，怕的是能知卻不能克，或者知了卻無法堅定意志，使善無法持續，於是惡仍不離於身，那是無法自克，無法自克，便流於下。又好比做官的人讀了許多聖賢書，但遇到千金萬金擺在眼前，或者美人嬌柔在旁，意志立刻動搖，那就是無法自克，便由君子反轉於小人，反轉於小人，他的道德便日黯日損，要返回本來的善恐怕已不可能，以是知要人人都能克制己欲是不容易。
談到「克己」二字，漢、宋儒者的解析又有差別；漢馬融講克己，指的「約身」說，意較籠統；宋朱熹解說「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私欲不能勝，克制也無益，說法就較貼切。至於《近思錄》則以天理、人欲作為「克」字的分野，所引二程《易傳》〈損〉卦彖辭講：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墙，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
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殘忍，窮兵黷武，是人的自損，也是欲的高張，都在戕人的性，那是末流，是人欲的泛濫，要阻這樣的氾濫，就要去人欲，去人欲就在自克。如朱子《中庸章句序》所講：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上智、下愚都具人心和道心，都有人欲和天理，而要天理存，人欲去，立基點就在於「治」，治就是克，克是克他的非禮，非禮的行為能適時克制，人欲自然汰去，天理自然清明。同樣的話，朱子也說：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
朱子所說，是要學者體認省察天理，但是什麼是天理呢？。按照哲學進路說，天理其實有二義，一是同於道家所說人生的自然，一是儒家所說先天的善性；在理學家有時解釋「中」，有時解釋作「良知」，不論中或良知都指的先天的善性。現在姑且撇去道家的自然之說，只以理學家來論，如程顥《語錄》所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如何體貼程氏卻未說明。朱子因此引申：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到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
天理只是本心，但本心渾然，未發之時，不見端緒，所以須用實名來說，這實名不在外，卻是作人基本的「仁義禮智」，如孟子所講：「仁義禮智，非由外爍，我固有之。」固有之，是人人當有，但如不合義道，行事偏離正軌，固有也必亡失，亡失後再要回歸本心就不容易，因此，如何存天理便是一個重要的命題，而如何使天理存得，又在時時的自克。由是知自克是一項工夫，而這工夫又須時刻省察，天理才能「體貼出來」，否則，一切都沒有意義。
理解了這一層次，對底下的話便能作更好的釐清，如《近思錄》所講：
「人而無克伐怨怒，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
回溯原句，它是出自《論語》〈憲問〉篇：「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按照朱子的意思，克伐怨欲，分別為好勝，自矜，忿恨，貪欲，原憲問孔子，克制這四情緒不去行是否就是仁者，孔子答以「難能可貴」，但未必就是仁，這是孔子對仁的嚴格要求，孔子的要求，在於情緒可以自克，但是否存天理卻未必瞭解，是以用「不知」去概括。其次，朱子所說好勝等義，進一層推去，指的好勝的人心傲氣驕，自我憐惜的人志向平常，多怨的人心思受限刻，慾望多的人情感沉溺，這些都受私己和慾多的牽累，如果能夠平順情意，振奮志向，光明行事，使清虛的玉體不受損傷，淡定世間，始終清亮，仍可近於仁。此外，孔子還認為克伐怨欲還不足稱仁，他所說的仁，是純天理的流行，去私念，化私作公；節欲求，使欲求都合理，便是「自克」，但這自克不是隱藏在心，是要時時做去，這時時做去就在一個「行」字，行而不見疲累，行才有效，如雖行卻時時受累，那行也不得益處反得其害，因此知自克的「克」多麼不容易，天理的「存」也多麼不容易。總之，都在持之以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