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講《大學》經一章
— 子墨講義2016/4/25 —
大 學
曾子述孔子之言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 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大學》博大：
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六修養：止、定、靜、安、慮、得。
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大學》講綱：
大學：太學，太含泰；教人以 “安身立命”，講人之 “生命意義”
一、太學之道：大人之學在於知“道” ；學“道”
“明德”
德：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老子21章）
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熟之，養之，履之…
“德”是“道”之性，兩者不可分，故把道形容為“明德”（“德”理所當然含藏在“道”之中）。
“親民” ！
“新民”
對民親親，令民更新，教化人民皆能明“明德”。
“止於至善”：
自己明明德，又令人民（他人）也明明德，我和他皆能明明德，這就是“至善”（我他皆得“道”是為至善圓滿）。
二、如何自己明德呢？－－修煉功夫有六個步驟：
止：
有了人生的目標（最高的目標是，明明德，他明明德，我他皆得“道”）。無論是什麼角色，工作都要有所“止” ，才知道職責與方的。
定：
有了明確的“止處” ，有崇尚的志向、有肯定的方向，前進的道路就不會猶疑了。
靜：
不會無方，不會浮躁，不起妄念。就如流水一般，安静前進，不受阻蹇和岸之約束（可習靜坐，讀經百遍強化静功）。
安：
堅毅安泰地，不因為聞言拙折所動，不變不幻。
慮：
所思所慮都以如是目標思考，專一於止處。
得：
(履)處事就精詳，必然達到目的。(得“道”)
三、明明德於天下（令天下人都明明德）
格物：
道的本性（德也）-萬物之性皆相感相應→各正性命→性命存存→保合太和→萬國咸寧。(易的乾卦)
致知：
明白宇宙的真相，深刻記心江；造善造惡皆不漏回彈吉凶，有報應有天譴，不敢一時或忘。
誠意：
虔誠，誠懇的意念自然頓生。
正心：
心則能養正。
修身：
克己復禮，願意修身，做個有道德的人（有才幹）。
齊家：把家庭理好
治國：把國家治好
明白“道”的本性，知道万物的真相，意念因此而誠懇了，心自然會端正，就能夠修身，進而齊家，能家家和諧，國必治，天下可以太平。(這是因為天下人皆能明明德「知“道” 也」）。
“大學”是對“小學”而言，是說它不是講“詳訓詁，明句讀”的“小學”，而是講治國安邦的“大學”。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音太)。
大學章句序 –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与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气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极，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后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賢圣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后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异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与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亂极矣！
天運循環，無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圣經賢傳之指，粲然复明于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的影響
《大學》從成篇直到北宋儒學複興之前的千餘年間，作爲經學化的《禮記》中的一篇，並未受到特别的重視。此間雖有鄭玄爲之作注，孔穎達爲之作疏，卻都是並《禮記》而行。另外犖犖大者如南梁皇侃、北周熊安生二家的《禮記義疏》，其中應該也有對於《大學》的闡釋，但已亡佚而不可見。雖然如此，《大學》所秉承的往聖先賢德性倫理政治之道，卻並未中絕。
據《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以賢良文學應對漢武帝策命時曾曰：
“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這顯然是以内聖外王之道鞭策武帝，其思想來源雖不必出自《大學》，但從董仲舒對策中引曾子所謂“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的言論是符曾子之學。
洎乎中唐，韓愈鑒於佛、老二家“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的嚴重現實，直接引述《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一段，以《大學》所秉承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内外貫通、德業兼修的德性倫理政治之道，批判佛、老的“一人之私言”。《原道》正是由於在儒家與佛、老的劇烈思想交鋒中所凸顯的獨特而重大意義，《大學》逐漸爲世人所看重。
迨及北宋中期司馬光《中庸大學廣義》出，《大學》始離《禮記》而單行。(注: 據南宋王義山《稼村類稿》卷4《宋史類纂序》載，北宋仁宗曾於天聖四年（1026年）賜新科進士《大學》篇，其卷15《稼村書院〈甲戌秋課試〉》又載仁宗曾於寶元元年（1038）賜新科進士《大學》篇，誠如此，則《大學》離《禮記》而單行當稍早於司馬光《中庸大學廣義》。然查《宋史》，並未見仁宗賜新科進士《大學》篇之記載，故本文不取王氏之說。)其後宋元明清通儒碩學，幾乎鮮有不對《大學》加以闡發者。
諸代《藝文志》以及《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大學》專門著述達60餘種，而以“四書”爲名論及《大學》的著作尚不知凡幾，更兼許多關於《大學》的篇章被收入學者文集而未另行著錄（如《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便被收入《二程全書》中），因此完全可以說，《大學》乃是由宋迄清900年間最爲流行的經典之一，它對當時社會思想產生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而在所有依《大學》立論的著述中，對社會思想發生了最爲重大和深遠影響的，當推朱熹的《大學章句》，其次便是王守仁的《大學古本注》。
在《大學章句》中，朱熹遵從程子觀點，認爲《禮記》中的《大學》一篇（即後來王守仁所謂“大學古本”）“爲書猶頗放失”，故“采而輯之”，“補其闕略”。《大學章句序》所謂“采而輯之”，除了將古本“在親民”之“親”注改爲“新”、“身有所忿”之“身”注改爲“心”之外，最主要地是將古本分爲“經”一章、“傳”十章，並按“經”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修身齊家”、“齊家治國”、“治國平天下”的論說次序，對“傳”文直接進行了調整。
所謂“補其闕略”，則是在“傳”之第五章下，以按語形式補入一段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致也。”
《大學章句》朱熹的輯補，從形式上看，是爲了使《大學》的結構更加嚴謹，文句更加完整；且如“傳”之第二章所引《盤銘》、《康誥》、《詩·大雅·文王》均突出“新”義，亦可證明“經”之相應部分的“在親民”當作“在新民”。不過，在實質上，對《大學》的這種大刀闊斧的調整，則是爲了凸顯程朱一系内外並重、格物明理、德知兼修而最終以知輔德的本體—工夫論。這一點，從上引朱熹“格物致知補傳”所謂“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已可見出；而其《大學章句序》關於通過“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的“大學之明法”以變化氣質之禀而複歸天賦德性的觀點，則更加明確地表達了這一思想。
朱熹的《大學章句》，隨其《四書章句集注》一道，曆元明清諸朝一直被作爲學校教育及科擧取士的基本程式，由此，《大學》的思想内容也就通過朝野士大夫的思行言教而輻射到整個社會心理之中。
王守仁起而對之提出了異議。他批評朱熹對《大學》舊本的調整是“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認爲“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故而“去分章而複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大學古本序》。王守仁這種“悉以舊本爲正”的做法，甚至連其親密弟子都“始聞而駭”。
究其實質，王守仁是基於“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格物致知之旨”《姚江學案》，標擧“《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的所謂“聖人之心”《大學古本序》，以反對程朱理學格物明理、内外並重的工夫進路。王守仁所謂“格物致知之旨”，即“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這也就是專一用力於内以求本心之誠、進而將本心之誠顯發推擴於外的工夫進路。
毫無疑問，在心與理的本體論以及内與外的工夫論方面，王守仁與朱熹確實大相徑庭，王學以其完成形態的心學體系而與程朱理學相頡頏。然而，朱、王之異，克就其形下層面的意義來看，是對於大學之道成德進路之擇取方式及其工夫次第的不同，而對以“止於至善”爲歸宿的大學之道本身的服膺，則是一致無二的。在《大學》思想影響的普及和深入方面，朱、王之爭非但沒有產生消極作用，反而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王守仁之後的儒者，幾乎鮮有不究心於《大學》而在朱、王之間做出抉擇或加以摺中者，關於這一點，《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頗有反映。由此，《大學》通過理學和心學兩大學脈而更加全面地包絡了士人思想和社會意識，成爲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最重要的儒家經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