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民国以来,家书和家训实现了从贵族官僚到普通平民的民间化。民间家书中蕴藏着大量的家训文献,所包含的家训内容更加丰富,一方面传统家训思想得到继承,另一方面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红色家训”异军突起。民间家书铭刻着深刻的生活记忆,折射出美好的道德情操,成为家庭乃至社会教育的重要素材以及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民间家书 家训 家风 传承
当前,家训和家风研究蔚然成风,但研究多集中在对传统家训文献进行梳理以及解读传统家训的思想内涵等方面,而对于近代以来传统家训的转型与演变论述较少。有些论者提到传统家训到近代转化为以家书为主要形式 [[1]],其论述所依据的主要是名人家书,而没有顾及到广大的民间家书。其实,民间家书所包含的家训内容更加丰富,成为近代以来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笔者多年从事民间家书的收集和整理,发现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传统的手写的民间家书已成为一笔重要的家训文献,在新时期家风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家书的民间化与民间家书的含义
1. 家书从贵族到平民的民间化
“家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但它不是指书信,而是指家藏之书。作为书信意义上的“家书”一词,最早见于三国。[[2]] 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是私人书信中最普通的形式。家书一般指家人之间来往的书信,又称家信、家言、家讯、竹报、家报、寓函等。
笔者认为,家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家书是指家人(含亲戚)之间的通信,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叔伯姑侄之间的通信,以及与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表兄弟妹之间的通信;广义的家书是指除了家人、亲戚之间的通信外,还包括师友之间的通信,具体包括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同僚之间以及其他朋友之间的通信。从书信的范畴来看,家书是除了公函和商业信函之外的所有私人之间通信的总称。也就是说,广义的家书泛指所有私人通信,狭义的家书只是家人之间的通信。[[3]]本文所论述的家书指狭义的家书。
训诫子弟是古代家书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古代家书文化与家训文化相近相通,交叉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少家书本身就是蕴含强制性、约束性和训诫性内容的家训,只是以家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4]] 在汉魏以来的传统家训文献中,家书被列为重要的一类,像刘邦的《手敕太子文》,马援的《与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郑益恩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徐勉的《诫子嵩》,司马光的与侄子书,《曾文正公家书》等,都是家训的经典。然而,这些家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皇族、官僚、士大夫,很难看到普通百姓的影子。
从古代家书的留存情况来看,除了秦汉简牍和敦煌遗书中发现少量的普通人的家书外,明代以前很少见到普通人的书信。明代所留下来的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普通人的家书,至今好像仅见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徽州方氏亲友之间互通的733通家书 [[5]] ,其他的并不多见。同样,清代中期以前的普通人的家书也不多见。
古代社会,通信极为困难,普通百姓活动空间有限,同时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写信,即使请人写了信,也无法传递。所以,古代所留下的家书基本上属于名人家书。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渐渐发展起来,赴外地经商的人多了,在东南沿海,有许多人甚至出国谋生,他们远离家乡,需要传递信息,写了大批的书信。于是,民信局诞生了。
民信局是在官方邮驿系统之外商人们自发组建的一套传递书信的机构,除了替人送信以外,也捎带包裹和银两。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寄回老家广东、福建的家书往往同时带着寄钱,这种银信合一的家书被称为“侨批”。侨批存世量很多,仅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就收集了近12.5万份,包括原件和电子件 [[6]] ,个人收藏者手里也有不少。这些侨批就是晚清民国直到解放后七八十年代华侨的家书。由于其蕴涵着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界正在从各个角度研究它的文化价值,好像从家训和家风的角度来研究的还不多。
在晚清邮政从西方传入以前,民信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推动家书的民间化方面功不可没。家书早期的民间化主要是商人群体。到了晚清,政府开办了邮政,才真正把家书送到千家万户。其次,近代铁路、航运、公路等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人口流动大为增强,他们必然要和家里联系,主要的方式就是写信。当然,家书的民间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的普及,清末以来新学堂兴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受到了教育,会写信、读信的人急剧增加。
在这几种因素的影响下,到了晚清民国,可以说,家书已经真正走向民间,而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所开展的识字教育、扫盲教育、学校教育等,使写信的人群更加扩大,家书真正普及到了民间。
2.民间家书的含义与抢救策略的提出
什么是民间家书呢?笔者认为,“民间家书”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从家书发展的历史来看,晚清民国即近代以来,家书实现了从贵族到普通平民的民间化;二是从其存世地点来看,是指尚没有被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收藏的家书,即保存在个人手中的家人的家信;三是从家书作者来看,家书作者的身份不是社会精英人物,而是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家书就是普通人的家书、非名人家书。
“民间家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05年,伴随着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实施,民间家书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7]] 该项目旨在通过广泛收集散落在海内外的中国家书,保护传统家书遗产,传承家书文化。经过十年的实践,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共收集到海内外捐赠的家书近五万封,出版家书文集8册,开办家书展览3次。所收集到的家书的写作时间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至20世纪末这一个多世纪,与家书的民间化历程基本吻合。家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通人,这与我们一开始对民间家书的判断是一致的。
民间家书的抢救目标是所有的家书,但是所收集到的为什么很少有名人家书呢?因为名人家书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宋元以来名人信札一直就是收藏市场的宠儿。各大博物馆也都收藏有一定数量的名人信札,民间也有许多收藏家专门收藏名人信札。然而大量的普通人之间的书信,长期以来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之前,不仅没有机构或个人专项收藏民间家书,而且也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文化概念进行研究。这样一来,民间家书实物或者被随手丢弃,或者被秘藏在一个一个的家庭,多数的家书随着主人的平凡人生而变得默默无闻,最终不得不遭受被损毁的厄运。
也就是在此背景下,2005年4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机构牵头,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项目,专门征集普通人的家书,此处的“家书”是指广义的家书,即除了公函和商函之外的所有私人书信。我们把“民间家书”上升到国家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它是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于一身的特殊文化遗产,所以用了抢救的字眼。
二、民间家书中的家训与家风
1.家训的民间化
传统家训发展到晚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开始了衰落和转型[[8]]。从形式上说,从以专著为主转变为以家书为主;从内容上来说,出现了维新派家训、革命派家训、老一辈革命家家训等新的家训形态。可能受资料的局限,学者们在论述这些新的家训形式时,采用了大量的名人家书,而对于广大的民间家书却很少论及。其实,随着家书的普及和民间化,家训也开始了民间化的进程,从此家训文献中增添了更多民间家书的内容。
怎样理解家训的民间化?从家训的起源和宗旨来看,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有家庭就应该有家训。在古代宗法社会,家训是维护家庭和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受文化水平的局限,早期文献类的家训主要分布在贵族官僚阶层,普通平民则主要靠口头家训来实现家庭教育的目的。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量的家训文献主要都是贵族官僚阶层留下的,普通平民的家训与他个人和家庭的历史一样而被历史所遗忘。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研究整个社会的家训思想。家训作为一种立身、立言、立德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有其共性,所以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的家训著作常被他人所借鉴,成为各个家庭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比如《颜氏家训》是公元6世纪颜之推为了训诫子弟而撰写的著作,由于其所谈内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适性,而被当时和后世广泛传扬和借鉴。清初朱用纯的《朱伯庐治家格言》由于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治家、修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言简意赅,易诵易记,甚至被称为“朱子家训”[[9]],流传更广,至今仍被人们所传诵。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训思想直接影响社会的思想。从家训文献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这些观念不仅贵族官僚要遵循,也在引导着中下层的平民百姓。遗憾的是,在历史无情的选择下,现在我们只能看到那些贵族官僚所留下的家训文献,聆听他们的家训故事,而无法窥见更多的普通平民的家训实践。只有当家书走向民间,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有较多的民间家书留存下来,才有可能使我们透过那些发黄的故纸,触摸普通人的历史,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可喜的是,民间家书中蕴藏着大量的家训文献,那些普通人的家训故事由此浮出水面,才有可能使我们去探寻那些传统的家训思想在普通家庭的传承与演变。
2. 民间家书中的传统家训思想
传统家训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是修身、治家、立业,本质上是伦理教化和人格塑造,主要内容包括孝亲敬长、勤劳节俭、励志勉学、忠君爱国、慎重交友、宽厚谦恭、谨言慎行等方面。[[10]] 这些思想在民间家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可以说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家训思想。
民间家书里的家训有一个特点,它是软性的,不是刚性的,即不是命令式的,是谈话式的,娓娓道来。伴随着特定的语言环境和亲情表达,听者比较容易接受。有些还留有互动的痕迹,可以看到家训教育的效果。
1894年农历2月21日,正值晚清甲午战争前夕,在台湾工作的程稚周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全文5000多字,主要内容是训诫其五个儿子和两个侄子要戒骄戒躁,以传统的道德观做人做学问。告诫他们:“诸子百家,先圣先贤先儒所传,忠孝节义诸大端,人子顺亲之极则。《先正遗规》《程氏家范》等书,教训子弟者,如何严肃。数部,家中皆有,要细寻绎。……古文中《马援诫兄子严、敦书》须常读,曾文正公(讳国藩)家书须常讲习。……天下未有不孝而能忠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信然。……”家书中引用多篇家训文献教育子弟,读圣贤书,修圣贤德,做孝子忠臣。这封家书曾被多人阅读,上面留下了圈圈点点的痕迹。[[11]]
1900年正月,在外经商的郝文贵收到了父亲的一封家书。信中说,“在外居住,保守身子要紧,学习生理为务。办事要慎,处众要和。常看有志者之行事,莫效无恒者之尚浮。近日能受其苦,后日必得其甘。与上下人相处,以忍让为主。办事不遂己意,以宽宏为是。你的年纪尚幼,全要受人指点。艺业不成,当凭谦逊学习。”[[12]] 叮嘱儿子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反映了中国民间传统的教子之道。
近善远佞、慎择交游的交友之道是传统家训所注重的处世之道[[13]] 1942年,饱受动荡生活煎熬的岭南派画家黄少强,在写给儿子黄缵绪的家书中大谈交友之道、做人之则。“故交友之道必以诚,而人心不古,又必待试金之石而后可以试人情之真伪也。以后于交友切宜慎自观察,勿为所累至要。而自己待人接物,更宜出之以真诚,忠于其事,夫然后个人之名誉事业乃有蒸蒸日上之望,否则吾不欲言矣。”接着,又在家书中谈到自己的家训和家教:“为人子者,可不慎思庭训,思有以力行之,以贻父母以令名耶。即如予前次居乡,教读先祖遗训,清白传家,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等至意,……人必有良好之父兄,崇高之家教,而后己身直接受其影响,以见重于友侪,又须有良好之交游,得天下之士以为之友,则其人一经策励,未有不能成业得名者,勉之勉之。”[[14]]
父祖等长辈主动通过家书对晚辈进行书面教育,属于传统的家训文献。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子弟,或现身说法,或引经据典,均重在说理,在如何做人、做事、交友、修身、读书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家书本身就是一篇家训,家训的对象不仅是收信人,而且对其后代也有教育意义。
3. 民间家书中的“红色家训”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新旧、中外各种思潮交流碰撞,各种社会价值观轮番上演。受此影响,传统家训在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内容。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追求,成为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教育子弟积极入党、追求进步成为这时期家训的重要特色,可以称之为“红色家训”。以下举几例说明。
1927年,正在北伐途中的黄埔军校教官单懋统,给在法国留学的侄子单粹民写信,鼓励侄子:“个人能力就是立身的根本。汝注意于此,是我所最盼望者。但仍望汝思想方面常要随同潮流进步,否则虽自先进国得来者,亦陈腐也。”[[15]]
韩雅兰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进步青年,1930年告别陕西蒲城的父母,赴上海读书。可是爱子只有3岁,她实在不忍,临行前给儿子写下一封长达7页的家书,告诉儿子自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追求妇女的解放而远行。“社会上正有许多重任,要待你们后生负担,正有无数的被几重铁链缚得紧紧的同胞,在那里辗转呻吟,需要同情者、有血气、有奋斗精神的青年们,帮他们斩断那些束缚他们的铁链。我儿,你就是这些青年的候补者,我希望我儿将来能以负此重责。”[[16]]
1959年3月,在热河信用社工作的张伶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当他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弟弟张凤九后,弟弟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您的光荣,为了党增添了血液,为了我们弟兄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我要向您祝贺,祝贺礼是给着邮局寄去款贰拾圆。”[[17]]
1970年2月26日,1933年入党的老革命赵仲池给女儿赵簾青写信。当时赵簾青正在吉林省长白山地区的露水河林业局工作,正值“文革”时期,物资匮乏。当得知女儿可以利用工作之便买到一些物品时,赵仲池立即写信要她力戒“利用职权与人争方便”,“一般不要多买东西”,“可买可不买的东西的界限如不好掌握,宁可不买”。在家书中,他还要求子女好好学习有关经济工作的文章,要比较系统地读点马列主义经典,并且强调要独立思考。[[18]]
1989年1月19日,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张风玄致女儿张新秋:“你正处中年,对国家应报效尽忠,对老人应尽力孝敬,对子女应操劳教养。肩负如此重任,而在心理上不健康,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人总应有个精神支柱,有信心,有勇气,有血性。在工作中、生活上充当强者,不能后退,表现软弱无能。……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还是学识、本领,任何时候都属于自己,别人有回天之力也夺不走。”[[19]]
1994年6月21日,何显斌在写给在湖北沙洋师范就读的女儿何金慧的信中说:“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 他提醒女儿,应该考虑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20]]
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烈士的“红色家训”曾经教育、引导了一代又一代人,使他们满怀理想和追求,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普通人的“红色家训”正是那个激情年代的反映,读了这些家书、家训,才知道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才能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4. 民间家书是一笔重要的家训素材
有些家书内容本身并不以训导、教育为主,但由于其见证了先辈的一段历史,铭刻着深刻的生活记忆,折射出美好的道德情操,承载着丰富的家庭文化,而成为家庭乃至社会教育的重要素材。
20世纪20年代,因父亲和伯父早逝,河南渑池的衡维权、衡维屏兄弟二人与母亲和伯母生活在一起。不久,弟弟维屏去外地求学,后入伍当兵。此间他在写给哥哥的一封封家书中,痛陈自己远离家乡,不能侍奉两位老人的矛盾心理,请求兄长代为尽孝,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两位老人的无限牵挂与对兄长的万分感激之情。衡维屏年仅24岁就不幸去世,他留下的70余封家书,经其兄长、侄子、侄孙三代精心保存至今,成为衡家教育后代敬老慈幼、明礼感恩的生动教材。
年逾古稀的陈长年先生谈起母亲半个多世纪前的家书,仍然非常感慨。那是1960年三八节前后母亲冯忠莲写给他的三封家书,当时母亲借调故宫古画临摹室,受命复制传世国宝《清明上河图》,这几封家书记录了她当时的工作状态,反映了对子女无私的爱。作为有才华的女画家,冯忠莲甘愿放弃创作,投身临摹事业,爱岗敬业,不慕虚华,视名利如身外之物,默默无闻,辛勤耕耘,为国家和后代留下了一件件精彩的古画摹本。几十年来,陈长年一直把母亲的家书当作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从这些信中了解母亲那一代人的精神。[[21]]
许达先生是山东淄博周村的一位退休教师,他珍藏了家人亲友写于20世纪后半期的近2000封家书,其中包括五六十年代父母写给他的四百多封信。家书中,处处可见父母勤俭持家、关爱子女的爱心流露。半个多世纪以来,许达一直把它们当作家训,精心保存着这些家书,并按时间和写信人进行了分类,一册一册装订在一起,时常翻阅,回忆那些艰苦的日子,体会父母的教导和养育之恩,感悟浓浓的血脉亲情。[[22]]
此类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已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因而被后代当作家训悉心珍藏。令人赞赏的是,在抢救民间家书的呼吁下,家书的收藏者把它们无偿捐给了国家。现在,这些珍贵的家书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从家庭教育素材变成了社会教育的好教材,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受到了它们的感染。
5. 民间家书中的家风
家风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内部形成的具有道德约束的行为规范。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有较长的时间延续,或代代相传,传承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在家风的传承过程中,家训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而家书是家训的书面表达,并与家谱、家训、家约、家礼、家规等环环相扣,互为补充,为家风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在我们所收集到的民间家书中,有许多与家风相关的故事。试举一二。
无锡科普作家王巨榛喜欢家书和日记。1998年11月9日,王巨榛听说家在温州的大姐得病住院,连夜从保存的90本日记中浏览、摘抄,誊写了第一封明信片,次日寄给大姐。三个多月如一日,王巨榛每天给病中住院的大姐书写一封家书明信片,介绍新闻时事,回忆家庭往事,展示浓浓亲情。大姐当时病得无法起身,就托人代读弟弟的来信,每天面对印着美丽风景的来信,沉浸在温暖的手足亲情中。
王巨榛说,记日记和写信已成为他的家风,“翻阅这些家书和日记,种种父母恩情、手足亲情历历在目,激起我阵阵心潮。”全家几代人“上爱下敬、左右相亲,雁行有序,十分和睦”。[[23]]
台湾教育家张骅女士自幼受父母教导,勤劳善良,知书达礼。父母去世早,但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张骅一辈子。父母去世后,大哥张闻乔承担起照顾四个弟妹的责任。作为最小的孩子,张骅得到了更多照顾。[[24]] 数十年来,张骅一直保存着大哥张闻乔写给她的一百多封家书,在张骅眼里,“大哥最孝顺,实在能与上古时代的孝子比美。”[[25]]“回忆妈妈患足疾,当时不知是啥病,治不得当,死去,思之痛心。自我患病复原,常习医理,才知道母病“脱骨疽”是难症,不易治。但有成方,患者屡用屡效。惜慈母已故,悔之晚矣,伤哉!附药方,作不孝子之戒。”[[26]]
大哥张闻乔常常在家书中追忆父母的往事和教诲:“回忆母亲生前送我行时,总不当面流泪,怕我惦念。泪水偷着流的。真是‘慈母非无泪,不洒离别间’啊!老人用‘刚强’二字教育我长大。我也总要用‘刚强’二字教育孩子们。”[[27]] 他有时还引用古代著名的家训作为自勉,“马援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哥哥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活过来的。今后,还要本着这种精神活下去。”[[28]]
分别四十年之后,1983年8月,张骅与大哥张闻乔在美国重逢,享受天伦之乐,共同度过了将近半年的时光。在张骅的家里,客厅里挂着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每天抬头即可看到,并且身体力行加以实施。家风是无言的家教,在张骅的影响下,她的女儿也继承了这种谦虚内敛、敬老爱幼、自立自强的品格,正一代代传下去。
民间家书作为家人之间联系沟通的纽带,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寄托着浓浓的亲情。有人主动利用家书营造一种家庭文化,更多的,则是在一行行的文字中,在一页页的信笺中,无言地传承着家风。
三、余论
家书、家训和家风都是中华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但是价值观的养成不能靠简单的背诵和表面的张贴,而应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头脑中,形成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家庭伦理的心理认同,从而内化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家书是人们内心世界的反映,家训是亲人之间的谆谆告诫,家风是一个人生活成长最有力的熔炉,采用家书的方式,行使家训的目的,在美好家风中熏陶出来的价值观,一定是积极的、向上的。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家书、家训和家风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指出,谈到家训家风,多数人提及的还是那些名家、官家、大家族,或者是以名家、官家为榜样,但是在今天可谓平民化的时代,我们要考虑的是,今天所要宣扬的家训家风应该是什么样的。[[29]]尽管有学者不同意作出这样的追问,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提醒大家应充分认识普通平民的家训和家风。从民间家书中的家训和家风内容来看,植根于民间沃土中的家训资源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也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30]] 把那些反映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养成完美人格的家训内容传承好、弘扬好,结合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创新传播形式,注重传承效果,对于建设美好家风,至关重要。
家书、家训、家风虽然含义有所不同,但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截然分开。家书是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书又是传承家风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电子通信手段的快速发展,传统家训和家书渐行渐远,家人之间的交流更多依赖电话、网络和手机,信息交流进入即时化、简单化、碎片化时代。家风正在遭受传承的危机,人们不无担忧:电子邮件、短信、微信能否承担家风传承的重任?因此,充分收集和挖掘丰富的民间家书资源,通过文献整理、展览展示,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亲近传统家书、家训的机会和场所;通过实施一系列写寄家书的活动,创新家训方式,改善家训的接受效果,对于培育优良家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研究馆员。
[[1]] 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巴蜀书社2008年4月版,第299页。
[[2]] 王人恩:《古代家书精华》,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3页,引三国曹丕的《典论·太子篇序》云:“余蒙隆宠,忝当上嗣,忧惶踧踖,上疏自陈。欲繁辞博称,则父子之间不文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里语曰:‘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言其难也。”
[[3]] 张丁:《民间家书的定位及分类探析》,《山西档案》2012年第2期。
[[4]] 王人恩:《古代家书精华》,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8页。
[[5]] 陈智超编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6]]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工作总结及2015年工作计划,2015年2月12日,潮人网http://www.chaorenwang.com/channel/whdt/showdontai.asp?nos=446。
[[7]] 张丁:《民间家书的抢救性征集与编研实践》,《民间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8]] 衰落说以徐少锦、陈延斌为代表,见其所著《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739页;转型说以朱明勋为代表,见其所著《中国家训史论稿》,巴蜀书社2008年4月版,第297-313页。
[[9]] 赵振:《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齐鲁书社2014年5月版,第316—317页。
[[10]]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2—8页。
[[11]] 《1894年 程稚周致儿子》,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之第七单元 隔不断的亲情——两岸家书。
[[12]]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父亲致郝文贵》,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之第二单元 旧墨温情:明清时期家书。
[[13]] 陈延斌:《传统家训的处世之道与中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4期。
[[14]]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黄少强致长子黄缵绪》,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之第三单元 流年碎影:民国时期家书。
[[15]]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辑:《红色家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83页。
[[16]]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编:《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8-29页)。
[[17]] 同上书,第227页。
[[18]] 同上书,第294-296页。
[[19]] 见张风玄致女儿张新秋家书,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藏。
[[20]]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编:《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76-385页。
[[21]] 李惠男:《国宝与家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5年2期。
[[22]] 见许达家书原件,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藏。
[[23]] 李惠男:《百张明信片 万千亲情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年第5期。
[[24]] 李惠男:《跨洋家书中的文化传承——“台归”张骅的家书故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年第11期。
[[25]] 张骅:《明月乡心》,九州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13页。
[[26]] 1977年3月24日张闻乔致胞妹张骅家书,张骅:《明月乡心》,九州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19页。
[[27]] 1977年6月24日张闻乔致胞妹张骅家书,张骅:《明月乡心》,九州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20页。
[[28]] 1978年张闻乔生日致胞妹张骅,张骅:《明月乡心》,九州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23页。
[[29]] 陆晓禾:《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继往开来的新阶段——“家训家风与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分析》2014年第6期。
[[30]] 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巴蜀书社2008年4月版,第320—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