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代很多明君会在日理万机之隙关心子女教育,周公更是中华帝王家训的奠基者。到两汉三国时期,帝王家训纷纷涌现,唐代出现了集前代帝王家训之大成的李世民的《帝范》,达到家训史的又一高峰。由于帝王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教育有两大基本内容:对皇家子孙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以及如何治理天下的教育,即“修身”和“理政”。因此帝王家训的两大基本主题,就是“德教”和“政教”。清朝时,雍正将康熙的《圣谕广训》裁定颁行,从朝廷到民间广宣流布,帝王家训达到历史顶峰,但同时也走向尾声了。
关键词:帝王家训 周公 帝范
一、帝王家训简述
在一个古代儒家士子眼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秩序,都是从个人开始的。《孟子·离娄》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礼记·大学》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在家的训诫、家庭的教育,几乎是一切发展和成就的根基,这就是传统的“家国一体观”。而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层层递进的话,那么,说到帝王,就真正是“家国同构”、“四位一体”了。宏观上,因为整个国就是他的家,平天下与修身之间,也许并无半步之遥。而具体到皇室家庭,历史经验表明,弟子皇孙、枝脉亲族的教育状况和素质,往往直接关系着一个朝代兴替甚至整个江山的命运。因此,历代贤明之君,没有不于日理万机之隙,留心家庭内部教育的。又帝王的特殊身份使然,他们的教育几乎也不能离开两大基本内容:对皇家子孙自身道德修养的教育,以及如何治理天下的教育,即“修身”和“理政”。因此帝王家训的两大基本主题,就是“德教”和“政教”。
这两大基本主题,从周公家训那里开始奠基,建立程式与模范,到两汉三国时期,汉高祖、光武帝、曹操、刘备人等帝王家训纷纷涌现,再到唐代,出现了集前代帝王家训之大成的李世民的《帝范》,达到家训史的又一高峰;明清时候,帝王家训更是寻常,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家训、明成祖朱棣的“君道”教育以及清圣祖康熙帝撰的《庭训格言》。待后来雍正将康熙的《圣谕广训》裁定颁行,从朝廷到民间广宣流布,帝王家训可以说是达到历史的顶峰,但同时也走向尾声了。
二、周公家训——家训之祖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素来被称作“家训之祖”,然而确切地说,它只是第一部系统的“仕宦家训之祖”,整部家训史的源头以及帝王家训,则可以追溯到更远。因为学界对周公本人的研究本来不够,更遑论其家教家训(因为对于记载周公事迹的《尚书》、《逸周书》等文献史料,学界一直存在真伪之辩,可是伴随着近些年地下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和印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为周之外史的“《逸周书》为伪”的怀疑之声受到很大冲击,在文献足徴的状况下,当务之急便是对周公的著作及思想作一系统整理,包括《周公家训》)。其实,无论从训诫篇章的众多、内容的丰富、系统的完备各方面来说,周公家训都足堪成为中国家训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更关键的是,它甫一出现,就为后世帝王家训奠定了以道德训诫为中心、以修身与治世为两翼的基本格式,而其中贯注的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历史借鉴思想,也在以后的历代帝王家训中连绵不断地继承下来,长久不衰。
(一)周公——华夏元圣和人伦楷模
周公名旦,是西周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的叔父和老师,周初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周公,我们对其人越加多了解,就越发感喟其思想之丰富深美。春秋以来,周公即被历代人视为圣人,其功业和声名,万古流传,天下称颂。他对周一代基业的创建和我华夏文明进程的进步,有着不可泯灭的贡献。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之有孔子,其影响之大且深,夫人而知之。然孔子之学术思想,亦本于中国固有之民族性,构成于历史的自然发展,决非无因而致者。孔子晚年,有“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之叹,则其壮年以来之于周公,其思慕之忱为何如?孟子云“周公、仲尼之道”,后世亦每以周、孔并称,非无故也。”孔子将周公的事业和人格作为毕生的向往,荀子亦尊崇他为“非圣人莫之能为”的“大儒之效”(《荀子·儒效》)。
周公的主要事迹行谊,在《史记·周本纪》、《史记·鲁周公世家》及有先秦《尚书》、《逸周书》等材料中皆有记载。他一生主要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辅佐武王、摄政称王、东征平乱、封藩建卫、营建成周、返政成王。《尚书大传》将其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治礼乐,七年致政成王。”他与传说中的皋陶、伊尹一样,成为忠臣贤相的楷模。武王即位后,任用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周公常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他辅佐武王取得讨伐商纣的胜利后,封于曲阜,因当时天下初定,他便留佐武王,使其子伯禽代封。后武王崩,成王少,周道未成,周公唯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于是毅然居摄践祚,以冢宰身份代成王管理国政。他亲自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又营建成周洛邑,使周王能居天下之中而治。及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还政于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病逝前叮嘱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的一生,虽无帝王之位,事实上所建立的乃是帝王之业,其所著文章、所发誓诰,实乃是一种帝王言说。“周公辅成”故事,其中所蕴含的道义、赤诚与忠心,使它在后世广泛传颂。汉武帝曾以一幅“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期望他在他死后忠心辅佐汉昭帝,“法周公故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公的形象代表着古代对士子最高期许。在事功的高度上,他是真正的帝王师;而在人格修养上,他是忠义的化身。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圣贤传统。
另一方面,周公又是一位仁人孝子,是我华夏民族一位与尧舜、孔孟齐名的道德人伦的楷模。周孔之道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华夏之道。他侍奉父亲文王至诚至孝:“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如恐失之”(《淮南子·汜论训》)。而他的孝,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孝,而是前所未有的“大孝”:《孝经》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他以守护父母祖先基业为使命,诠释着效忠家国的大孝。咸丰帝曾赞叹周公之孝说:“《中庸》论武、周之达孝,而申之以善继志、善述事,诚以孝道至大……武、周为人伦之至,故能善继善述,使孝之量充满而无遗,《经》所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其武、周达孝之谓乎!”(《清实录·文宗实录》)
周公又是伯禽、成王慈爱的父辈,召公、康叔信赖贴心的兄弟,恰如《论语》所说:“譬如人伦之有周孔”,周公确实在多方面堪称世间人伦的典范。
(二)《周公家训》的内容
周公家训的内容,主要包括辅教武王、训诫子侄成王和伯禽、诲勉兄弟召公、康叔等。
事实上,周公终生殚精竭虑摄政辅政的政治生涯,即是他对各位王室子弟们苦心指导、谆谆教诲的教育生涯。
周公以一位具有清醒头脑、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思虑,明了一切皆在事在人为,因此非常重视后嗣的培养,志在使后嗣子孙延续前王的光辉和明德,从而使社稷稳固,天命长保。他说自己不敢安于天命,也不敢对民众有所怨恨,而是一切都决定于自己的努力和后代子孙是否能够承继前人光辉的传统:“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尚书·君奭》)
周公辅佐了两代周王,对武王,他是左膀右臂,为武王分忧的方式多属建议建言,而对成王,他可谓做到了全面的、无微不至的终生的教导。当成王幼冲,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待他长成,周公又多次总结殷周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将他劝诫,“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而他的教育,都理所当然地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周朝在他的辅佐之下巩固、强大,出现历史上有名的“成康之治”:“民和睦,颂声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对自己的儿子伯禽,周公更是严加教导。伯禽代周公就封鲁国离去之时,周公教诲他要谦虚,“慎无以国骄人。”而伯禽的政绩亦非常可观:“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史记》)
周公对兄弟召公、康叔也殷勤告诫和勉励。召公奭封于北燕,任周室太保。周公摄政当国时,召公曾心存怀疑,于是周公作《君奭》,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勉励召公与自己同心协力,共同辅佐成王,效力国家。后来召公之治也大得民心:“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卫康叔封是周武王同少母弟,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周公担忧康叔齿少,经验少,于是申告康叔说:“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他作《康诰》、《酒法》、《梓材》以命康叔,使他知道应遵循的法则。康叔的国度于是“能和集其民,民大说。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
周公的教诫分散在先秦典籍中,那些篇章,有直接出自其手的著作,也有后人的追记,总概有《诗经》五篇、《尚书》七篇及《逸周书》十篇,今一并纂为《周公家训》。
《周公家训》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既贯彻着周公整体的家国政治理想,体现着帝王家训以经国大略为主要关切的特点,又特别强调对王室子弟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尤为特殊的是:《周公家训》,其实不仅是一部帝王家训、仕宦家训,它其中承载的伦理内涵,更对整个中华民族伦理历史的构建有开拓之功。
《周公家训》的基本主题有:
1.德政
《周公家训》实际不惟是对帝王的训诫,而是总体上呈现出周公系统的思想、政治文化理想。周公最卓著的历史功业是“制礼作乐”,孔子艳称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指周代的礼乐制度。《礼记》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乐”包括了官制、礼仪、刑措等繁复内容,实际是一整套政治秩序、人文典章制度和社会道德规则,它用教化代替刑政,使长幼有序,尊卑有礼,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礼乐”之治实际是一种仁德政治。周代开创了“以德治国”的先河,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至大至巨。实际上,“德”字在周代,还不完全是后来那种深入人的心灵的道德本体之“德”的意义,而更倾向于指涉这种来源于礼的规范性的制度之德,这种仁德政治。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周人的制度,“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以德治国”的思想理念,奠定在周人新的天命观的基础上。周人反思殷商所以覆亡的教训,得出对新的天命观的发现,这在当时思想界是一种巨大的转变。商纣自以为是的“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的信仰,原来不堪一击。天命并不是恒常不变的,而天命转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德”。在周代话语中,“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天命不于常,惟有德者居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畏棐忱”(上天只辅助诚信的人)的表述在在皆是。依靠什么才能取得天命的眷顾呢?只有“以德配天”,才能长久留住天命。所以,在周公的诰辞中,屡屡出现“勤用明德”、“疾敬德”的字眼。而在指涉个人道德修养德目之“德”时,它意味着恭敬、谦敬、谨慎等意义,意味着慎始敬终:“罔不能厥初,惟其终。”(《尚书·君奭》)。
周公倡导的德政包括很多方面:
(1)保民裕民。因为“天”与“民”有着直接的关系,天命随着民心的向背决定保佑的对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民心就是天意。然而“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所以周公屡次教导要重民保民。他教康叔要把臣民的病痛视作在自己身上:“恫瘝乃身,敬哉!”安民就是裕身。要将“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放在首位,做康乐保民的君主,要长养百姓、长安百姓:“引养引恬。”(《梓材》)他告诉康叔,他的职责就是宽大对待王家所接受保护的殷民,革新殷民:“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康诰》)
(2)勤政无逸。周公还政成王后,惧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事,于是作《无逸》,告诫成王,君子在位切不可安逸享乐。他强调“无逸”须“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他又以史实相诫:历史上殷王中宗、高宗勤劳政务,“不敢荒宁”,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故他们享国长久;而以后的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是故享国短暂。周公又以周初诸王的美好德行相劝勉:“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叹息道:“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周公还作诗《七月》,陈述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以及致王业之艰难,期望成王知天时,以授民事。周公又作《酒诰》,教育康叔,上天之所以对殷降下灾祸,是因他们放纵淫乐,警戒康叔切勿陈酒逸乐,“淫泆于非彝”,勉励他“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3)谦敬尚贤。周公告诫伯禽到鲁国去要克己自谦,广纳贤士:“吾语女: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吾于天下不贱矣;然而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戒之哉!女以鲁国骄人,几矣!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荀子》)
(4)明德慎罚。在对康叔的告诫中,周公指出,对人民要先教,百姓受到教导才会善良安定:“爽惟民迪吉康”。应像保护小孩一样看待臣民抛弃罪恶,不要令他们因无知而陷于罪过:“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要慎重考虑对有罪的人是否用刑,如何宣判:“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要继承文王敬德忌刑的品行:“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即便必须使用刑罚,也应是“义刑义杀”,即刑杀皆由天讨,而非个人可以专擅随意使用,应该依据天道、常法与常典施行刑罚,避免滥杀无辜:“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
(5)继美哲王。周公希望兄弟子嗣们“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往敷求于殷先哲王”,要“扬文武烈”,尤其是继承文王。周公一再嘉勉“文王之德”,希望他们“聪听祖考之遗训”。“我道惟宁王德延”,只自将文王的美德加以延续,就不会失去天命。《诗经·大雅·文王》就是周公为歌咏祭祀文王而作,是“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全诗之旨可概括为“敬天法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
2.孝道
周公理想的社会是一种“有孝有德”的形态,因此他十分注重社会教化,周代即是一个典型的教化化行的时代。而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根基的周代社会,决定了尊尊、亲亲之义在维系家庭和宗族关系上的作用。周人重视家庭血亲,如《诗经》中的《常棣》一诗即是一首悯管蔡之失道,从而倡导兄弟血亲团结、宗族亲睦伦理的诗。周公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父爱子孝兄友弟恭”(《康诰》),后来的儒家“五伦”即由此发展而来。周公认为人身有九德,“孝”、“悌”、“慈惠”是其中最首要者:《逸周书·宝典解》记载:“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三、慈惠。兹知长幼,知长幼,乐养老。”(其他如“恭逊”、“温直”、“宽弘”,皆被儒家伦理所继承)
而“亲亲”之根基又在“孝”,周公首先发现了“孝”在亲族关系中的关键意义:人类社会的纵向传承中,有祖先,然后有父母,有父母,然后有子孙,在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中,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爱护,上一代对上辈发自内心的亲情与敬爱,是把世世代代的血脉紧密连接起来的根本规律:这就是“孝”。从此角度说,周公“孝”的思想的创建,在整个人类的认识史上也具有永恒的意义。
周公还进一步扩充了“孝”的含义:商人的“孝”主要是指对祖先和神灵的恭敬和祭祀,而周公将“孝”引入家庭伦理关系的范畴,孝道不行,则家国即无依托。所以“不孝不友”才被视为人的最大罪恶:不孝顺不友爱、父子兄弟不和睦之人,是天底下最罪大恶极、灭乱天常之人,要严厉地加以惩罚:“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尚书·康诰》)应注意的是,“孝”不是单方面的,也强调父母的责任:“生之乐之,则母之礼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则父之礼也。”(《逸周书·本典解》)
周公之“孝”意味着:虔诚祭祀祖先为孝,这是一种“追孝”,是延自商人的“报礼”;恪勤君王政事、宏扬先王事业为孝;在家庭之中,奉养父母为孝:“慈爱亲曰孝”(《逸周书·谥法解》)。周公告诫康叔,要让人民专注从事日常的农事,勤勉奔走以奉事父母,这才是做到了基本的“孝”:“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酒诰》)
3.治术
周公在辅助武王创业、辅助成王理国的过程中,奉献给他们无数的建议、措施、策略,涉及到关乎朝政的建官人、体群臣、理刑罚等种种方面,在这方面,《逸周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事例。(这也是历来多被忽略之处)
但周公强调,一切治术、谋略的基础是“道”,是“德”。例如周公将治国的根本常典告诉成王,这些根本常典会让成王明白“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礼乐所生”,而这些常典,其实是根本于心之常道。如果“顺德以谋”,那么就“罔惟不行”(《本典解》)。周公告诫康叔不要使用不道义的计谋,不要采取不合法的措施,以致蔽塞了自己的诚心;要努力地施行德政,反省自己的谋略,长远地考虑道义,如此来安定臣民:“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因为武王处于“夙夜维商”的历史节点,故周公对他的辅助勖教更多一些顺应时机的具体谋略,如《丰保解》建议武王对内修治“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对外遍行“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大开武》、《小开武解》是周公将所得于文考的天人合一之学告诉武王:“顺明三极,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而那些“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尤其是“十淫”(淫政破国、淫好破义、淫乐破德、淫中破礼、淫文破典、淫巧破用等),“十淫不去,国家危殆”,这些规则具有历史普遍性的指导价值,乃是永恒的治世箴言。
《逸周书》里许多篇章记成王求教周公,周公教授成王之言。如《成开解》记周公教导成王要以文王“躬修五典,勉兹九功”为榜样理政,《官人解》所载周公传授给成王的官人之法,大概是出于太公、始于文王、迄于武王,陆续积累的周家官人之法,它言立官用人、官吏的识别、考评与任用都有一定的依据:所谓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并有六种验证方法,即“六征”。(《尚书·立政》篇亦主要阐述设官理政的法则,包括要选拔贤能俊德之士,“克用三宅三俊”,使百官忠于职守、各司其职等)《大戒解》是周公对成王的“戒之至”,周公教他以体群臣之事,务在尊其位、尽其志,再设“九备”,防止乱谋。《宝典解》讲周公交给成王治国宝贵的常经“四位”、“九德”、“十奸”、“十散”、“三信”,后人评述说:“四位,自修也;九德,齐治也;十奸,用人也;十散,监败也;三信,法天也,信能法天,则生者之大宝在是矣。”
(三)《周公家训》的特点
1.针对性地教诲,情真意切。
因为成王、伯禽和康叔年幼,故周公对他们的教诫既充满长辈的苦心和慈爱,又不乏威严。如《说苑》里记载的一则小故事:“伯禽与康叔封朝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与伯禽纳闷不解去请教贤人商子,商子以山上的乔木启发他们,告诉他们原来是周公暗示他们不懂“父道”、“子道”。二子领悟以后复去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于是周公就“拂 其首,劳而食之”。这则教子故事,既体现了教子以道的威严,又充满了父辈的温情和家庭的温馨。周公对子弟的缺点毫不讳饰,往往正面指出,如伯禽将归于鲁,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汝将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对曰:“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周公曰:“呜呼!以人恶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彼其宽也,出无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窭小也。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彼争者均者之气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浅也。闻之曰:‘无越踰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彼浅者,贱人之道也,女又美之!”直面子女缺点,才是真正爱子,促进子女的真正进步。周公不愧是一位开明而伟大的父亲。
对长大后的成王和康叔,周公往往语重心长,恳切叮咛,谆谆教诲,殷勤指导,热情勉励他们要经常听取自己的忠告:“勿替敬,典听朕告。”而召公年长有德,周公以发自肺腑的谦恭和坦诚,期望召公要不吝教导自己,不然自己连凤凰的鸣叫都听不见:“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他表达自己愚昧无知、单身奋战的艰难,诚心诚意希望召公与自己同心同德,和舟共济:“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希望通过二人不懈怠的努力工作,致天下长久太平。要使即便海边日出的荒远之地也受泽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如此的诚意与深情,足以打消所有的疑心和顾虑,使人受到精神的洗礼与感召。这样的家训才是最成功的家训。
2.率先垂范,身教的力量。
周公在后世享有的巨大声誉和当时臣民对他的倚重,归根结底,在于他自身具备的高尚的德行和情操而引起的人们对他真诚的仰慕。他本身是光明美好品德的化身,他对别人做出的教诲,也无不以身作则,身先示范:他教导成王、伯禽要谦敬上贤,勿骄矜示人,而他本人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脯”,礼贤下士,唯恐失天下之贤人;他教导成王勤政无逸,他一生即是不顾个人得失,为了艰难王业而含辛茹苦、鞠躬尽瘁。《鸱鸮》一诗里,那只为了筑牢周室之“巢”,辛苦经营,积日累功,至于口、手、羽、尾皆病弊憔悴的鸟,就是他自己:他含辛茹苦,“恩斯勤斯”;他未雨绸缪,“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他“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只因担忧周室“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
3.忧患意识和史鉴思想
周之克殷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周以一个“蕞尔小国”的身份而征服“大邑商”,给周初的统治者以强烈的心理震动和刺激。因此,克商之后,一种浓郁的忧虑、反思,反而取代了合乎常理的喜悦,武王夙夜不寐,忧虑如何长久地持有稳固天下,周公更是周人“戒惧恐惧”的深切的忧患意识的代表。他告诫兄弟,我们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虽然无比美好,却也有无穷的艰难:“我受命于疆惟休,亦大惟艰”,而处在美好的状态却能够知道忧患的人很少:“休兹知恤,鲜矣。”要努力学习文王、武王的谨慎勤恳:“维文考恪勤战战。”(《逸周书·大开武》)他心忧家国,心忧臣民,心忧如何天下归心。这种对家国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成为贯穿后世帝王家训的最可贵情绪。
周公有浓重的历史意识,他告诫子孙要以史为鉴,借鉴前代兴亡成败、尤其是殷商灭亡的教训。周人有很强的“殷鉴”思想,如:“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周公亦总结道:“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只有谦虚地从历史中吸收教训,守护不要丢失,以此警戒自己,才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监戒善败,护守勿失”;另一方面,又要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要“监旧之葆”,“不骄不吝,时乃无敌。”(《逸周书·寤敬解》),在以后历代帝王家训中,善于以史鉴今也成为一种良好的品质。
三、李世民《帝范》—- 一代英主之遗训
李世民是唐代第二位皇帝,高祖李渊次子,他在位期间,减轻徭赋,休养生息,知人善任,虚怀纳谏,从而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他亦被尊称为“天可汗”。《新唐书》称赞他说:“盛哉太宗之烈也 ,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唐太宗非常关心太子的教育,历史上,唐太宗在废立太子一事上可谓深谋远虑、大费苦心,其中有许多复杂因素。然而,一旦他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就亲自挑选精英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等十人分别担任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太子詹事以辅佐太子,可见他对嗣君教育的无比重视。
太宗每次临朝,即令太子在一旁“观决庶政,或令参议”,教他处理朝政。他自己曾对大臣们说:“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晚年的太宗身患病痛,东征高丽的失利又加重了其精神失意。即便如此,太宗仍不忘怀天下,心忧大唐未来。贞观22年,他将御撰的《帝范》赐给太子,这是他晚年的又一重大成就。(《四库提要》载:“《帝范》四卷:唐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文皇帝御撰,以赐太子者也。新、旧《唐书》皆云四卷。晁公武《读书志》仅载六篇。陈振孙《书录解题》亦题曰一卷。此本载《永乐大典》中,凡一十二篇,首尾完具。”)
太宗在《帝范》最后说明:“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赐书时他又反复叮嘱:“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可见,《帝范》实是唐太宗一生治国经验的总结,也是一部政治遗嘱。
“帝范”之意,即做帝王的规范,在十二篇之前,太宗撰有前序,回忆了自己当年慷慨创业、谨慎王业的历程,对太子说道:“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太宗对太子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无纤毫之功,而直缘基而履庆”的特殊状况感到担忧,因此广泛地综合历史教训,拣择其中的紧要言论,纂为劝诫之书。在里面,太宗还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作了反省,说自己“吾在位以来,所缺多矣”,很多时候轻用民力,浪费奢侈,勉励太子以自己为鉴,不要以自己为榜样,而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体现出难得的自知之明和公允态度。
《帝范》从持身治国之要的大处着眼,笔力恢弘雅健,十分具有帝王气势。而阐述又十分缜密,饱含真切的体验和感情,因此历来具有广泛的读者。对领导者来说,它所总结的施政纲领,虽事殊事异,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对富贵之家来说,那些骄奢倾危、节俭长久的教训,永远不过时;而对一般人来说,从中学习对子女的殷切希望和严格要求,亦是相当可取之事。
唯一稍有遗憾的似乎是,因为太宗思虑宽弘,高瞻远瞩,《帝范》实际上可以作为人主世世代代都可借鉴的规范,而非单独为太子李治量身定做。因为太子的缺点在性格柔弱,而太宗并未就此写下药方。但这一点对比整部《帝范》,也是瑕不掩瑜、不能苛责的了。
《帝范》十二篇题目及篇旨如下:
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所述问题包括:
1.君主应具品德胸怀;
2.封建亲戚以为藩卫;
3.博求贤良以资匡辅;
4.明职审官以资众力;
5.倾耳虚心伫说纳谏;
6.谨防壅蔽务去谗佞;
7.骄奢逸乐可致倾危;
8.节骄遏欲处薄行俭;
9.显罚明赏立威化行;
10.劝穑务农禁绝浮华;
11.兵甲习武不可不备;
12.弘文尚学礼乐教化。
此外,在另一篇《戒皇属》中,太宗更细致、亲切地教导皇子们不可奢侈、戒骄戒躁:他说:“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久富贵,以保贞吉,先贤有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作者简介:王友秀,原四海孔子书院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