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为准则 实现家庭和睦 ——试论韩婴的家庭伦理思想
摘要：韩婴作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对于如何处理家庭中父母子女、夫妻以及邻里关系等，作出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许多很有创见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齐家”应该以“礼”为准则，实现家庭和睦。
关键词：韩婴 家庭 伦理
韩婴是西汉时期今文诗学“韩诗学”的开创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汉文帝时被立为博士。其作品有韩诗内、外传。《内传》在南宋时即已基本失传，今仅存《外传》十卷。《韩诗外传》的体例继承了先秦思想家应用寓言来形象地说明自己观点的做法,以故事、小寓言、短论文为主。它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丰富、深刻的伦理思想。但对于发掘、整理其家庭伦理思想以至其他哲学思想，学术界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作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直接影响到人们生存的质量、生活的幸福，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韩婴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在卷九第二十五章中，他借曾子之口把“有亲可畏”、“有子可遗”看作是君子“三乐”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他还直抒胸臆说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1]]他心目中的太平盛世就是不要让老百姓为统治者服役太长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得以适时地结婚。这样整个国家没有被耽误了结婚年龄而怨恨、苦闷的旷男怨女，社会上所有的家庭都是父慈子孝，夫爱妻敬，和和美美，天下因此得以和平，国家因此得以安宁。受当时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韩婴甚至认为地上的人与人关系的完美可以影响到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进而使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里他要求统治者减少老百姓的服役时间，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这种观点还是十分开明的。
如何才能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得家庭和睦幸福呢？韩婴说：“由礼则礼达，不由礼则悖乱。饮食衣服，动静居处，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垫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步，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2]]道德原理与规范就是人们处理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幸福的准则。他还说：“大夫无礼则无以治其家，兄弟无礼则不同居。”[[3]]“礼”是人们在家庭生活中不可须臾离之的准则。有它，日常生活就会有条有理，衣食睡眠等各方面都能和谐适度，举止、仪表也会优雅、文明。没有它，家庭中的一切就会变得混乱、没有秩序，人们也会沉溺于享乐和名利中不思自拔，难免在待人接物中态度傲慢粗野。那样的话，就无法治理好自己的家庭，哪怕亲兄弟也无法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用说和其他人进行交往、相处了。这种“礼义不修”、“父子相疑”的状况韩婴斥之为“人妖”。
韩婴认为家庭的不睦状况远比自然界的种种险象更可怕。要改变这种状况，在家庭领域对于“父子之亲，男女之别”[[4]]之类的道德现象就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制定出合适的道德准则。韩婴如实地把对人性的考察作为制礼的起始点，他说：
人有六情，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睦。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5]]
韩婴在这里采纳了荀子人性论的合理观点。荀子主张人性恶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生物属性，他认为人的那些“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的声色利欲，都是人性恶的明证。而韩婴则对荀子的性恶论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他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并认为能否使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欲求得到满足，不但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最终会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管子》有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揭示了物质生活水平与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6]]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收入而又能够坚守道德准则，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毕竟只是少数的“大丈夫”。智慧明达的君主在经济上“必使（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7]]韩婴就是继承了孟子这种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主张作为统治者的“圣王”在对老百姓进行教化的时候，必须“因其情”、“从其欲，”即从人性的实际出发，满足百姓的合理欲望，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并能得到合理的娱乐与休息，为他们在家庭与社会的各个领域行仁举义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这样他们才能够驯服地遵从统治者的意志。不论韩婴的出发点如何，他的这种“因其情”、“从其欲”的制礼原则还是合乎情理的。
制定合适的家庭道德规范，在家庭生活中倡导一系列封建道德准则，目的还是为了建立理想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么在韩婴看来，理想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诚爱而利之，四海之内，阖若一家。不爱而利之，子或杀父，而况天下乎？”[[8]]理想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就是互爱、互利，即互相亲近，相互依恋。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相互协调，互相帮助，以充分实现家庭的功能。每个家庭成员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滋养，这将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仁爱意识和良好的道德情操，把爱施给他人。如果在社会中人与人都能够这样互爱、互利的话，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如果相反，家庭成员不能够互爱互利，相互之间就会丧失亲情，甚至会出现儿子杀害父亲的惨剧。这样又怎么能使整个天下相亲相爱呢？在这里韩婴已经看到家庭伦理建设是社会伦理建设的基础，家庭和睦是达成整个社会友爱的重要条件。但在汉代，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相互之间又怎能有真正的友爱呢？要达成整个社会的普遍友爱在封建社会还只能是一种幻想。
众所周知，孝、慈是我国封建时代家庭伦理的核心。尤其是汉代在家庭领域特别注重父子关系，讲求以孝治天下。韩婴也十分注重处理好父子关系，在他看来，良好的父子关系就是父慈子孝、“父子相成”。从子女这个角度讲，对于给予了自己养育之恩的父亲应当尊重、赡养。韩婴甚至认为家庭生活中对于父亲的孝要重于社会生活中对于君主的忠。在卷七第一章中他通过齐宣王与田过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齐宣王问田过说：“君与父孰重？”田过回答说：“殆不如父重。”田过的这个回答使齐宣王大为不满，他生气地质问田过：如果是这样，儒士们为什么还要离别父母去奉侍君主呢？田过对此坦然回答：
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9]]
从君主那里获得的土地俸禄爵位都是为了使自己的亲人生活地更好。奉侍君主不是目的，儒者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赡养自己的父母。父母的地位要高于君主。家庭对于人们的意义是其他一切都不能取代的。在封建皇权高于一切的年代，韩婴敢于如此提出自己的这种观点，表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惊人的坦率与勇气。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田过”还不可能搞清楚究竟是谁养活谁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而是颠倒地把封建君主当成了自己的衣食父母。“若夫信（伸）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10]]相反的一个人即使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与抱负，却使自己的父母遭受穷困，得不到照顾的，他也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任”[[11]]。家庭贫穷、父母年龄大，哪怕官职卑微，不适合自己，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赡养垂垂老矣的双亲，也愿意去任职。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伦理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强调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推崇个人的独立性与权利。西方的个人本位虽有利于个人独立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但也可能使成员对家庭有一种离心倾向，进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意识，缺少团结协作精神。这里韩婴把家庭看作是第一位的，主张个人对于家庭利益的绝对服从，有利于培养个人的群体意识，但也容易导向成员对家族的过分依附。不利于培养成员的独立意识。在韩婴的思想里还存在一种强烈的利禄观念，即做官为了赚取“皇家”的俸禄,这也是当时知识界的时尚，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也是“劝以官禄”，用经济利益来吸引知识分子为皇家效劳。这既吸引了一批才学之士，也助长了社会上的伪善之风，使一些欺世盗名之徒得以升官发财、飞黄腾达。
如前所述，韩婴认为孝是第一位的，对君主尽忠是为了更好地对父母尽孝。对于向父母尽孝韩婴有一种紧迫感。庄子曾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韩婴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二亲之寿，忽如过客。”[[12]]人生苦短，父母的生命有限，因此子女应当向父母及时行孝，经常关心父母的生活，避免出现“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13]]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在古代三世、四世同堂的家庭较多，亲子之间经常能够见面交流，子女能够方便地照顾老人。而今天年轻人婚后和父母分居成为时尚，再加上工作繁忙，或是受西方一些观念的影响，往往不能及时地照顾双亲。因此，韩婴的思想在今天尤其具有劝世意义。
物质上的供养是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重要途径。难能可贵的是，韩婴在汉代已经认识到精神赡养的巨大意义。下面是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的一段对话：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兴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黎黑，树艺五谷以事其亲，而无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顺邪？词不逊邪？”[[14]]。
子路发现这样一种令他非常困惑的现象，就是有的人起早贪黑，辛勤地在田地里操劳，手脚都磨出了茧子，面孔晒的黎黑，全心全意奉事自己的父母，却不被人看作孝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想必是心里不够尊敬，脸色不够和悦，言辞不够谦逊的原因。韩婴借孔子之口道出了自己对于精神赡养的看法。仅仅物质上的供养是不够的。毕竟物质上的满足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满足，而人作为有理性有感情的高等动物，在衣食住行这些起码的物质需求之外，还会有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如安全感、精神的安宁以及尊重的需要，人类的这些要求虽不直接与生存有关系，但对这些要求的满足会带给人更多的充实感、幸福感。正因为此，对父母进行“精神供养”，在言语态度中表现出自己对父母的敬重，让他们感受到子女的浓浓的爱意，感受到自己的被尊重，将更有利于他们情感上的满足，更能感受到自己的尊严，生活得也会更有趣味、更有质量。而今天确有一些人借口基本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尽自己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他们之中可能就有一些人是没有意识到精神赡养的重要意义。韩婴的观点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让老人吃饱穿暖并不就是“孝”的全部内容。社会愈是进步，人们精神生活上的要求就会越高。对于今天的许多老人们来说，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感。
韩婴认为讲求孝道并不就是对父母百依百顺。人无完人，作父亲的当然也会犯错误，比如对子女施以过分的惩罚。在这时候，作子女的有权利逃避。卷八第二十五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曾参犯了过错，他的父亲曾皙用杖把他打昏了，他苏醒后还不忘向父亲谢罪。鲁国人都夸奖他孝顺，但孔子对此却不以为然。曾参来见他时，他对曾参这样说：“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箠则待，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 像舜这样的圣人，在父亲责罚他过于严厉时，他就逃跑。孔子认为，和舜这样的圣人的行为相比，曾参的做法就显得很不明智。在父权有无上威严的时代，《韩诗外传》中的观点还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
处理好父子关系，作子女的应当向父亲尽孝,作父亲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譬如要“宽惠而有礼”。韩婴说：
“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名师以成其技。十九见志，请宾冠之，足以成其德。血脉澄净骋内以定之，信承亲授，无有所疑。冠子不詈，髦子不笞，此为人父之道也。”[[15]]
做父亲的一定要满怀慈爱之情，抚育孩子成长，教育他们做人。在孩子还小时，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饮食，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健康发育。孩子具有初步的思维能力时，作父亲的要给他们率先垂范，做好道德榜样，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引导他们做个好孩子。然后，依次送入各级学校，学习各种技能，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等孩子身心都发育成熟时，父亲要为他纳聘定亲，以安定他的心神。不管是别人交给他承办，还是自己交给他承办的事情，作父亲的，都要给予孩子充分的信任，放手交给他去做。对于已经成年的孩子不能责骂，哪怕是童年期的小孩也不能鞭打。韩婴认为这才是为父之道。的确，这样做有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建立，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人格。相反，就可能伤及孩子的自尊与人格，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这反映了韩婴的人道思想、平等观念。对照一下今天在不少家庭与学校中随意体罚、打骂孩子的现象。完全可以说，在特别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子女对家长依附的汉代，韩婴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韩婴对于亲子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如前所述，家庭内部“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16]]，成员团结一致，使少有所养，老有所安，有助于充分实现家庭的功能。
在我国封建家庭中，除了父母子女关系之外，重要的要数夫妻关系了，因为无论如何，夫妻关系是家庭人际关系所环绕的轴心。韩婴认为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稳定、幸福与社会的安宁。他说：“太平之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外无旷夫，内无怨女，夫妇相保。……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17]]男女得以及时结婚，夫妻关系和睦，社会上没有无配偶的旷男怨女，这是韩婴所描述的太平盛世中男女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要达致这种美满的婚姻生活，夫妻间的相互忠诚是不可缺少的。卷九第二十六章中所讲述的故事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晏子之妻布衣苎表。田无忌讥之曰：“出于室何为者也？”晏子曰：“臣家也。”田无忌曰：“位为中卿，食田百万，何用是人为畜之？”晏子曰：“弃老娶少谓之瞽，贵而忘贱谓之乱，见色而说谓之逆。吾岂以逆乱瞽之道哉。”
晏子之妻不注重打扮，穿的是粗制的衣服。田无忌故意讥笑晏子说，你的官位与俸禄都很高，为什么还养着这样一个人做妻子呢？言下之意是为什么不把她休掉再娶呢？晏子的观点就代表了韩婴的看法。他说，弃老娶少、贵而忘贱、见色而说（悦）都是不道德的，我（晏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这实际上是韩婴对于当时的封建达官贵人们搞三妻四妾，视女性为玩物的抨击。 “舜兼二女，非达礼也，”[[18]]他甚至还指责一直备受封建统治者推崇的大圣人——舜，说他娶两个妻子娥皇、女英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完全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韩婴批评大圣人舜，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指向了封建的一夫多妻制。
我国古代家庭大多是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主干家庭。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还存在着一种较难相处的关系即婆媳关系。韩婴虽未直接论述婆媳关系相处的准则，但从他在第三章中所讲的故事可以看出，汉代婆媳关系的状况是不平等的。虽然她们对于男性来说，都处于婢女的地位，但儿媳妇无异于是婢女的婢女，对婆婆只能俯首听命。而婆婆却对儿媳妇的命运有支配权，儿媳只能完全屈服于她。在这个故事中，婆婆仅仅因为怀疑儿媳妇偷肉吃，就把她赶出了家门。韩婴并未批评婆婆的这种近乎专制的做法，说明他默认了婆婆对儿媳妇的统治权，这一点与韩婴所受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是分不开的。
家庭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整体，是一个复杂的微型系统，它作为社会的细胞必然会与周围的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发生联系，与周围的环境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并在这种联系中维持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说，处理好邻里关系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韩婴也对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伦理关系进行了考察。当时那种深受政治与法律规定困扰的的邻里关系让韩婴深为忧虑。由于受秦朝法律的影响，老百姓互相监视，犯了法互相检举，因此相互之间的感情大受伤害，邻里和睦的关系不复存在，国君的教化及伦理精神丧失殆尽。韩婴认为这种“邻人相暴，对门相盗”的“人妖”状况是令人恐惧的。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应当学习、采纳古代井田制时期的邻里关系模式，他描绘说，那时候的邻居之间“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待，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民和亲而相好。”[[19]]邻居之间相互保护，互通有无，轮流看守家园，生病了相互照顾，有了困难相互帮助，有好酒好菜相互款待。有婚姻嫁娶方面的事情互相商量着办。捕到了鱼、打到了猎物，一同分享。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生活图景呀！那时候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又是多么的亲爱友好啊！这种良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也是人们精神安宁与幸福之所在。那么，如何才能处理好与邻居的关系呢？在卷三第三十四章中，韩婴探讨了这样三种行为模式。一种是像伯夷、叔齐那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横民之所止，弗忍居也。”即洁身自好，不与“横民”、恶人接触，高蹈世外。 另一种是像柳下惠那样，“与乡人居，愉愉然不去也。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彼安然浼我哉？”有较强的抵抗力，乐于和所有人相处，并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第三种人是像孔子那样，“迟迟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完全任其自然，“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韩婴认为，这三种人都是难能可贵的，它们的一言一行、高风亮节，都深刻的影响着周围的人们，像伯夷、叔齐那样，独善其身，固然很好，但韩婴更推崇的还是像柳下惠、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遇到恶人也不故意疏远、嫌恶他们、更不是遗弃他们，而是用自己高尚的情操去感化他们。
一般认为，西方人更尊重他人的隐私权。韩婴也通过一个小故事，表达了自己尊重隐私权的主张。当一个人在“燕私之处（即卧室）”独处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要求他总像在公共场合那样庄重、严肃，而允许他们充分放松。尤其是在家庭中，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要使他们感到自由和舒适，并能够在其他成员面前保持体面和尊严，就应当给他们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个人隐私。如韩婴所说，“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之不备也。”[[20]]进门之前，要问一声谁在屋里，或高声提醒一下。进屋时，眼睛要向下看，以免别人不注意遇到尴尬的事情。否则，就是没有礼貌。韩婴的这种思想，还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后人没有能够很好的继承这种思想，以至于在今天出现许多侵犯家庭其他成员隐私权的现象，尤其是许多父母不尊重孩子的隐私权，如偷看孩子的日记、信件，偷听孩子打电话，等等。以至于孩子的生活完全公开化，没有个人安全感，这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是不利的，还有可能引发孩子与父母的隔阂与矛盾。
韩婴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伦理的建设，一方面是出于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个人生活幸福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韩婴通过姜太公与周公的对话道出了自己的这种观点。文中姜太公在赴任前向周公请教如何治理鲁国，周公的建议是：“尊尊亲亲”。 “亲亲”就是爱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尊尊”就是在社会生活领域尊敬地位高的人或者是年长者。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自然前提和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国家被统治阶级美化为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统治阶级被看作是“民之父母”。正如韩婴所说：“亲尊故父服斩缞三年，为君亦斩缞三年，为民父母之谓也。” [[21]]为君主服丧和为父母服丧在礼节上是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出于美化封建统治的需要，即把君主与臣子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压迫关系美化为父母子女之间温情脉脉的慈爱关系。“可于君，不可于父，孝子弗为也。可于父，不可于君，君子亦弗为也。 故君不可夺，亲亦不可夺也。”[[22]]这就经常使臣子陷于忠与孝的二难选择困境，甚至有些做臣子的不得不为这种残忍、虚伪的封建道德付出生命的代价。在《韩诗外传》中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如申鸣的故事。申鸣是楚国一位有名的勇士、孝子，在镇压国内白公叛乱时，其父被劫持为人质，进攻就可能使父亲性命不保，按兵不动就难以履行自己做臣子的职责。在这种忠与孝“行不两全，名不两立”的二难选择困境中，申鸣最终选择了进攻，选择了忠，他的父亲在战斗中也因此遇难。立了大功的申鸣，却因为未能克尽孝道，未能保全父亲的生命，在忠与孝的紧张内心冲突中自刎而死。另外有石他、石奢的故事，读者可分别参阅第二卷第十四章、 第六卷第十二章，这里不再多作赘述。
韩婴的家庭伦理思想涉及到了多种家庭关系，显示出了他对于家庭生活幸福的渴望，对于善的执著追求。从他的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汉代家庭与社会的基本道德风貌。他的很多道德思想既带有其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印痕，有时候也能够冲破时代的限制。在今天仍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不过韩婴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思想家，他把社会伦理甚至政治制度都看成是家庭伦理的延伸，因此在家庭领域讲究孝道，目的还是为了培养臣民的忠君意识。讲求家庭伦理不过是为了维护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秩序而已。
作者简介:石义华，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伦理学比较，曾发表《伦理学与德育》等文章。
[[1]] 《韩诗外传》,卷三，第十九章。
[[2]] 《韩诗外传》，卷一，第六章。
[[3]] 《韩诗外传》，卷九，第八章。
[[4]] 《韩诗外传》,卷四，第十一章。
[[5]] 《韩诗外传》，卷五，第十六章。
[[6]] 《孟子·梁惠王章句》第七章。
[[7]] 《孟子·梁惠王章句》第七章。
[[8]] 《韩诗外传》,卷四，第十九章。
[[9]] 《韩诗外传》,卷七，第一章。
[[10]]《韩诗外传》,卷七，第七章。
[[11]]《韩诗外传》,卷七，第七章。
[[12]]《韩诗外传》,卷一，第十七章。
[[13]]《韩诗外传》,卷七，第七章。
[[14]]《韩诗外传》，卷九，第四章。
[[15]] 《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七章。
[[16]] 《韩诗外传》，卷三，第十九章。
[[17]] 《韩诗外传》，卷三，第十九章。
[[18]] 《韩诗外传》，卷四，第九章。
[[19]] 《韩诗外传》，卷四，第十三章。
[[20]] 《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七章。
[[21]] 《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二章。
[[22]] 《韩诗外传》，卷八，第七章。